手边没有软盘，存篇好文

致朋友们的公开信
　　
　　
　　为是否跟你们说几句话，我犹豫了很长时间。在这么长的时间里，我记忆里的一点儿知识翻来覆去地折磨着我，中国的圣哲对人生的态度，老庄孔孟是怎么说的，墨子遇歧路而哭，到太史公，到三国，到魏晋时期的风流，陶渊明归去来兮，阮籍的猖狂，他的青白眼和穷途而返，到明清的作家们，汤显祖的梦，曹雪芹的梦，到现当代，王国维们的抉择，储安平们的自我流放，顾准的生活，这似乎是一个漫长的旅程。我也还记得一丁点西人的态度，第欧根尼们的阳光，一直到当代，各种各样的人生，据说某位大哲曾蜇居哈佛以授业为生，有一天在课堂上，他悠然见窗外明媚，顿悟说，我与阳春有个约会，遂弃目瞪口呆的学生不顾而飘然远行。
　　在准备跟你们说话的时候，这些残存的记忆一恍而过，我不知道如何跟你们解释我们当下的生活。现在我们在这里生活，除此以外，我们仿佛已经跟一切身外的知识、力量、道理、德行，久违了。
　　我们也有很长时间没有交流了。因为青春的张狂已过，我们的小酒馆时代已过，那时的我们是单纯的，指点江山，议论时事，臧否人物，三天两头的聚会，以酒精为题，以女人、政治、历史、大师、圣贤、自由、新左派为酒菜，那样的时光一去不复返了。
　　因为我们的青春撞上了老大的历史，我们被放逐。因为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因为我们的真诚撞上虚无的社会，我们被修理。因为人各有志，因为我们还未能完整地认识人生的肌理和意志。
　　我就较早地退出了，我离开了体制，一步步地退出，有意无意，主动被动，如今我在社会的边缘活着，这个边缘是我的选择。我因此也远离了你们。
　　但也因此长久以来我无法跟你们表白。因为你们还在战斗，因为你们还有希望，还有朝气，跟你们还膜拜的大师、机会、谋略、知识、权力、资本们相比，我无能把我的经验加诸你们。因为边缘的生活太难，很多人问过我，有什么经验吗，可以示范吗，有个人自在的社会空间了吗，我总是吞吞吐吐，口将言而嗫嚅。
　　一直到今天我都处于歉疚和罪责中。我曾经给予过希望，一如我们曾经对历史对未来对民族的许诺。我曾经自信，一如我以我们一代人自豪，“我们这一代出生之时正是文化大革命如火如荼的日子，正是毛泽东像神一样处于仿佛是造化自然之母开创的绝对权力的巅峰之时，我们这一代人来到世上似乎是为了延续那些为极权主义力量和中国专制传统合谋打算切断的东西。那一切东西，一个五千年的文明、民族和它在文化生命上的理想和普遍价值，并没有完全被切断。我们悠久的文明传统始终有着它在历史演进中的表现形式。”但今天的我充满怀疑，今天的我已经自己躲进阁楼一统，我听任你们跟体制跟社会战斗，我们一个个地面对老大的历史和虚无的社会，我们只能屡战屡败，在完全不对等的对手眼里，徒为笑柄。
　　要说清楚这个对手是谁，由什么要素组成，也是困难的。这是无物之阵，有有形的名目和人，却不动刀兵地伤害了我们。我们尊敬过的老人企图置我们于死地，我们佩服的兄长从未考虑合作和高尚其事，我们信仰的大师也不切己于父母兄弟之邦。党的体制为我们拒绝了，党性思维却在我们的心里。行政的体制为我们嘲笑了，学术的体制、医疗的体制、司法的体制却支配了我们的行为细节。专制腐败的生活为我们厌恶，我们唾骂他人，情感的标榜却由着我们在亲友师生中正当地行使卑劣的不见天日的“潜规则”。
　　时间也是我们的对手。我们本来有共同的经验，共同的使命，但岁月催人老，我们在单兵作战的失败里一个个地老去，我们只能经营自己的圈子，小天地。娶妻生子，柴米油盐，隔着一张张的账单，我们相距遥远，近如咫尺。这种相隔不过是中国人四十不惑的前奏，是啊，我们也都很快地奔向那个虚无的年龄。
　　但这没有什么可以自责的。对于生活，我们来过，我们看过，我们战斗过。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我为有你们这样的朋友自豪，我知道，对比同龄人来说，你们放弃了太多的俗世的生活内容，这个社会的每一热点你们都自觉地拒绝过了，参政、考研、出国、伺机暴富、文章言论惊动天下；我知道，对比同龄人来说，你们有着更为宏大也更为细致的关怀，你们是其佼佼者，是其优秀的代表，你们更关心良知的普遍可传达性，更关心正义的实现时间和实现地域；我知道，你们的存在将使这个社会有其最为宝贵的异端和最为难得的头脑。
　　但我要跟你们说几句话，不是如此来提醒你们，不，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你们比我的认识更清晰更完整。我之所以要跟你们交流，只是因为我们交流太少，只是因为，你们像我一样在生活中纷纷落马，你们开始寻找前程。你们已经考虑考学了，你们已经准备为五斗米折腰或放弃守望的责任了，你们见面谈论房子、车子、轶闻趣事了，你们走了一段长路却回头走你们曾拒绝过的同龄人的路。号称学养最深厚的头脑也削尖了脑袋要获取一个博士文凭，对经济泡沫不屑一顾的朋友也搅动起泡沫的颜色，最有理想的朋友如今埋头于“求田问舍”。我之所以要跟你们交流，只是因为这种于人心人性最自然不过的背叛是我所反对的。
　　我没有理由来反对你们的生活道路。我不能对你们说，人面对再怎么强大专横的生活也不应该屈服，愿赌服输，在我们社会里的投降不过是赌徒的投机；这样说，对你们是不公平的。我不能对你们说，君子忧道不忧贫，问道不问力；我们不能拥抱中国的大地在于我们精神上的贫困和怯懦，这样说，对你们是过于轻巧了。我不能对你们说，像兄长一代写作“寻找一九六八年人”一样，你们的行径只能使后人来打捞你们，任意作践你们的尸体；这样说，对你们也同样喜剧化了。但是，我们明明比被剥夺净尽的底层例如农民们更有条件满足我们的口腹之欲，为什么我们却要用比农民们多出十倍百倍的精力斤斤计较于当今社会那永远也不会满足的生活方式呢？我们不能创建自己的生活方式吗？生活在城市小区，退休下岗的居民们也没有都受媒体文化的影响，他们的精力用来健身、跳舞、学习；生活在农村的中国人也同样更多地自娱自乐。那么，为什么我们一定要把自己消融到都市的消费生活中去呢？
　　我也确实时时会为生活费发愁，但隐匿于这个城市里生活，打打短工，读书，会会朋友，我更多的收获是自在自由。什么叫熙熙攘攘？什么叫给国王之位也不让？什么叫名利心除道心生？
　　你们应该记得，在小酒馆时代，XX多次表白的，即使万人如海，他藏身其中也要为历史为社会保存一份元气。我愿意相信，这份元气有着一个文明的全部美好要素。我愿意相信，当一个社会过于肮脏过于腐朽时，我们所能做的就是保存这份元气。这份元气可以是心灵，可以是头脑，可以是骨头，可以是精神。我愿意相信，这份元气是一个病弱败落的民族最有意义的成就。如文天祥所说，于人浩然，塞乎苍冥。如托马斯曼所说，我在哪里，德国就在哪里。
　　我们今天诚然无能为力，当我们面对一个无义无信而又强霸的社会时，我们所能有的乃是退出的权利，拒绝这个社会的任何称谓，退出它的官产学安排的秩序，跟我们卑微的边缘地带和底层的兄弟一起，担当人生的全部希望并担当这希望必有的代价和绝望。花果飘零？没有关系，因为我们在这里。我们在哪里，一个民族的心灵、精神、文化就在哪里。
　　据说，达摩东来只有一愿，即寻一个不受人惑的人。我想跟你们交流的，也正是希望我们尽量不受身外所惑。我希望在生活中能跟你们共勉。
　　
(呵呵,本本,不好意思,人在机房,21cn上不去,发不到邮箱里,只好如此了)

！·＃

有两篇太敏感了

好文章啊，大家看好了。不删了，我想把它分开，成不？

本本,这帖可以删掉了

借杂谈存点东西,一天就够.

葡萄酒美译诗难

散宜生

　　                            
   台湾的金石堂在附近（以汽车距离衡量）新开了个门市部，买中文书方便了不少。趁着星期天去逛一圈，欣喜地发现，书的品种比唐人街的主售香港流行杂志的小书店丰富多了。秉着“古典看中文，新潮学英语”的读书原则，本人最感兴趣的，自然是那两架子的古典书籍。扫描之下，略为失望。煌煌两架子，一半是“诗经新译”、“唐诗赏析”之类的“翻译作品”。是不是大陆的古诗今译风也刮到了台湾？或者这股风本来就是从台湾刮过去的？

　　古诗今译，对提高古典文化的知名度，固然极有帮助。但是，读者从中能获得多少艺术享受，则是一个见仁见智的问题。译诗之难，难于上青天。人们往往以为难就难在如何保持原诗的韵味，其实，韵味是溶化在原诗的文字里的，根本就是另一种文字所传递不了的；能比较准确地说出原诗的涵义，就已经是上好的译文了。正是这最基本的一条，前人所说的翻译三原则“信达雅”的第一条的“信”，就不是今天的一些缺乏文史知识的所谓译诗者所能胜任的。

　　正好最近看到过一首被“译苑同人”倍加赞扬、称之为“传神严谨”的译诗——诗人绿原翻译的王翰的《凉州词》（原载大陆出版的《唐诗今译集》），印象正新鲜，就以此作为大陆古诗今译的标杆，来比照一下台湾的今译水准。唐诗选家很少有遗漏这首《凉州词》的，把架上的唐诗今译书籍拿出来一翻：该严谨的地方，他们似乎比绿原传神；该传神的地方，他们又比绿原严谨。

　　我们且来看一看绿原的“可以说是几乎同原作一样精彩”的译文：

　　　　酒，酒，葡萄酒！　　　　　　　　王翰　凉州词
　　　　杯，杯，夜光杯！
　　　　杯满酒香让人饮个醉！　　　　　　葡萄美酒月光杯，
　　　　饮呀，饮个醉——　　　　　　　　欲饮琵琶马上催。
　　　　管它马上琵琶狂拨把人催！　　　　醉卧沙场君莫笑，
　　　　要催你尽催，想醉我且醉！　　　　古来征战几人回？
　　　　醉了醉了我且枕戈睡。
　　　　醉睡沙场，谁解个中味？
　　　　古来征夫战士几个活着回？

绿原的文笔自由奔放，说它是再创作，当之无愧。但是要说“传神严谨”，疑问就来了。最大的疑问是，原文哪里有“要催你尽催，想醉我且醉”的含意？

　　原诗说，刚要喝酒，琵琶就奏起来了。琵琶为何要奏？同时代的诗人王昌龄有一首《从军行》，回答了这个问题。

　　　　琵琶起舞换新声，总是关山旧别情。
　　　　撩乱边愁弹不尽，高高秋月照长城。

　　军中的琵琶是邀人跳舞的，这是理解这首诗的关键。诗中的人有没有去跳呢？看来是去了，一个军人，大概不会有绿原那种现代诗人的“要催你尽催，想醉我且醉”、在在处处要表现得与众不同的酸劲。军队里容不得这号人。即使你宁愿喝酒，到舞场边去，手持酒杯，脚奏舞拍，为同袍们鼓鼓劲，高潮处猛嚎几声，再仰头痛饮，这一番热闹，比起有酒无乐的干饮，岂不是更有滋味？「欲饮琵琶马上催」，实际上是歌舞酒筵的景象。何况葡萄酒和夜光杯都不是当时的日用之物，夜光杯不谈了，就是葡萄，比王翰稍后的李颀还说，「年年战骨埋荒外，空见葡萄入汉家」，那也是用性命换来的。因此这更像是卢纶的《塞下曲》中的庆功宴会：

　　　　野幕敞琼筵，羌戎贺劳旋。
　　　　醉和金甲舞，雷鼓动山川。

　　但是，琵琶弹拨的，毕竟是撩乱边愁，跳累了，醉晕了，一丝乡情袭上心头，横跌在地，倒头就睡。「醉卧沙场君莫笑」，这说话的人自己大概也在笑：我为什么要在乎，「古来征战几人回」？这实际上是相当豪放的境界。刘逸生在《唐诗小札》中说得极好：“整首诗的基本情调是昂扬向上的，是充满对军中生活的幻想的。……而「醉卧沙场」，也不是战士觉得有家归不得而借酒浇愁。诗人写下这两句话，其实是壮语，说它是悲壮也无不可。而悲壮却不是消沉伤感的反面。它不是什么嗟叹，也并非无可奈何的谐谑。中唐诗人戴叔伦有两句诗：「愿得此身长报国，何须生入玉门关」，写战士们忠勇的气概，自然很明白；而「古来征战几人回」，也同样是这个意思，不过用笔曲折了一些，并且带些悲壮的情调。”

　　绿原其实还是聪明的，加油添酱还有个限度。台湾的个别译者，大概是在歌舞升平中待久了，过分为古人担忧，居然说琵琶是催人出发去打仗。在这个严谨的地方，他们也未免过于“传神”了一点，唐人作品中，哪有把琵琶作鼓角用的例子？

　　美国诗人 Witter Bynner，和一位华人文学教授合作，化了十年时间，将《唐诗三百首》在１９２９年第一次全部译成英文。这两位教授的文学水平，显然比一般的今译者要高。对这首《凉州词》，他们的译文是：

They sing, they drain their cups of jade,
They strum on horseback their guitars.
... Why laugh when they fall asleep drunk on the sand?
How many soldiers ever come home?

上来就添加了“他们歌唱”，这一句很巧妙。《凉州词》本来是写了给军士们唱的，译者把它化暗为明，同时又借此规定了原诗的基本情调。动词 strum（漫不经心地弹奏乐器）准确地摹写了当时的气氛，也避过了那个难译的“催”字。与绿原相反，英译者几乎是只减不加。这种不妨称之为 Keep the Barebone 的翻译手法，用在英译，可以接受，反正读者是了解多过欣赏。但是，如果用在今译，或许就会过于“严谨”，而错失了必须“传神”之处。

　　绿原译文的第一句就是个严谨而不传神的例子。“酒，酒，葡萄酒”，绝对地正确，绝对地严谨，难道这么简单的句子也有传神的问题？翻翻清代人注的唐诗集，他们在这里一定引用《史记》和《十洲记》中关于大宛葡萄和西域玉杯的记载，以表明这酒和杯都是异域殊方的珍品。译成白话后，读者见到的不再是古典文字，连带地也失去了从古典文字到它的历史内容的联想，要保持原诗中那种对军中生活的幻想，和通过这幻想传达的大唐初年的那种昂扬向上的基本情调，我们或许应该在文字上不“严谨”一次：

　　　　酒，酒，大宛的美酒！
　　　　杯，杯，西域的玉杯！

如果还是直说「葡萄酒」、「夜光杯」，在只能读今译的古诗爱好者的心里，会不会下意识地把诗里的「葡萄酒」认作了今天街角小杂货店里的随手可买的葡萄酒？

　　你要不以为然，不妨欣赏一段金庸的妙文。在《笑傲江湖》第十四章“论杯”里，黄河老祖之一的祖千秋教令狐冲如何匹配酒具时说：“至于饮葡萄酒嘛，当然要用夜光杯了。古人诗云：「葡萄美酒月光杯，欲饮琵琶马上催。」要知葡萄美酒作艳红之色，我辈须眉男子饮之，未免豪气不足。葡萄美酒盛入月光杯之后，酒色便与鲜血一般无异，饮酒有如饮血。岳武穆词云：「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岂不壮哉！”

　　金大侠的中华文化功底众所周知，他的想像力更是令人叹为观止，可惜百密一疏，将此时的葡萄酒误认作了彼时的葡萄酒。据明人唐汝询在《唐诗解》中说，“蒲陶酒西域有之，前代时有贡献，及太宗破高昌，收马乳蒲陶实于苑中种之，并得其酒法，遂造酒成绿色，芳香酷烈，长安始识其味。”出生在西域又好饮的李白，以大江为酒，「遥看汉水鸭头绿，恰似葡萄初发醅」，可作唐时葡萄酒为绿色的另一证。由此可见，王翰笔下的壮士们，所喝的并不是今天通常所说的红色的葡萄酒。

　　曾见洋人说中国人野蛮，以吃人为荣，岳飞的名句也是证据之一。要是他看过《笑傲江湖》，就会知道，一切都是翻译惹的祸。所谓的「匈奴血」，只是带有中国特色的葡萄酒而已。国人节俭，拿了人家的方子，把榨汁酿酒改成连皮带肉一起蒸，弄得酒色鲜红如血。至于「胡虏肉」，则大概是一种从西方传来的面包吧。

杂谈金庸的文字

魔教教主


   说到小说就不能不谈文字，金庸的文字是武侠小说里最好的，这已得到了公认。如果我来评品，金庸的文字不仅是武侠小说里最好的，更是五四以后汉语小说中最好的。

　　从懵懂孩提到微近中年，我还算读过不少书，对文字的好坏也有分辨能力，不会被所谓的评论家牵着鼻子走。以前小学、中学上语文课时感到很迷茫，因为怎么也领会不了课本上所选范文的好处。杨朔散文入选课本很多，12岁前我看他的行文还觉得不错，可是到了12岁就感觉他的文字中有一种说不出的做作。这里只是说他行文的矫揉造作，更不必提那千篇一律、令人生厌的抒情模式了。后来一段时间，我喜欢朱自清的散文，可到了16岁后，就难以忍受朱自清式的浓丽和刻意雕琢。总之，入选大陆语文课本的白话文作家在文字上很少有达到高境界的。当然鲁迅先生除外，先生的文字是很有特点的，可惜锋芒太盛，不够圆融。为什么课本所选范文没有什么好文章？估计与选编者的欣赏水准和教育部的僵化思维有关。

　　上学时有那么一种痛苦，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同感。老师和课本都在告诉你：什么是好的，什么是不好的；什么是正确的，什么是错误的；什么是高雅的、严肃的，什么是庸俗的、浅薄的。可是当你发现，你的感觉和老师书本告诉你的并不一样，甚至是完全相反的时候，痛苦和迷茫就到来了。我爱读书，尤其爱读闲书。二年级时捧着新华字典看《三国》、《水浒》、《西游记》，后来看《收获》、《小说月报》、《人民文学》、《清明》……直到高三。五年级时我接触到《射雕英雄传》，读起来不眠不休、废寝忘食。吸引我的不仅是引人入胜的故事情节，还有古朴简洁、平实准确的文字。相比之下，《收获》、《小说月报》……里所谓严肃文学的文字就显得罗嗦和造作，长长的句子和怪里怪气的陈述，显得那么绕口、无味和浅薄。看了这么多年《收获》、《人民文学》…… 给我留下点印象的就是余华（《活着》的作者）写的一篇《鲜血梅花剑》，发表在90年代的《人民文学》上，是半武侠的寓言小说。说句题外话，上海文汇报办的《文汇》月刊，有谁看过吗？这本月刊是当时我国南方文学界的代表刊物。直至90年代初停刊，我通读了十年间所有的《文汇》月刊，没有发现什么好文章。最有意思的竟是刘再复、魏明伦和姚雪垠的笔墨官司。三人中，魏明伦文字功夫最高。

　　自从看了金庸的小说后，所谓严肃小说渐渐在我心中失去了光环；我对这些作家的文字能力和文学功底产生了怀疑？怎么这些专业作家还不如一个写武侠小说的香港人写出的句子通畅。说实话，那段日子，我很是迷惘，怎么会认为通俗小说比严肃小说好？是不是我中了通俗文学的毒。几年过去了，书看得更多了，我也渐渐明白了。金庸的文字功力的确远在这些人之上。只不过，我一开始就按着老师书本的说教，把金庸小说放在消遣小说一类，在心里鄙薄它，不敢承认它的好。直至离开学校，自己也有了明辨是非的自由（不是能力），才敢承认金庸小说的好。唉……，被老师和书本的框框束缚了好多年啊！

　　说金庸的文字好，先谈谈什么样的文字是最好的？语到极致是平常，最好的文字就是老老实实地按事物的本来面目进行描写。返朴归真、老实本分的文字是最美的，有雕琢痕迹的文字在我看来是不美的。大段的排比、叠句铺陈和层出不穷、精心制造的形容词，都有一种扑面而来的匠气。金庸的文字平实自然，求不言自现，像中国传统的文人山水画。其他大部分作家的文字则是匠人工笔画，高下立判。

　　梁实秋也多次写文章论述行文的最高境界就是：绚烂之极趋于平淡。当然这种行文是一种由利返钝、褪尽铅华，绝难做到，和孩童初学写作的稚语童言不可同日而语。金庸的文字便是这样，叙述得十分老实本分，但很有气韵，种种深意、自在其中，不言自见。这种老实可不是赵树理、浩然之流多读一点文言文也写得出来的。

　　我对于中国语文文字有个较为笼统的分法：即为古文、半文半白、白话文。而白话文在1949年又有明显分流，按地域分可分为大陆文学和港台文学，按行文特点可分为欧式白话和传统白话，按阶级分可分为无产阶级文学和非无产阶级文学。前者对中国古文继承较少，关联词和形容词极多，句式长而复杂，欧化很重。《人民日报》社论和领导同志的报告是此类文字代表，大陆有很多专业作家深受这种文风熏陶。此类文字与本文无关，不再多提；而后者继承传统文言文的特点较多，并向西方学习了不少表达技巧，也有欧化，但还是以短句为多，表现出来行文平易朴实，句式简单。这是我很欣赏的一种行文方法，甚至以为 —— 这才是中国人应该写的词句。金庸小说正是后者代表。另一个代表人物是我们大陆的汪曾祺，谢天谢地，总算没在老家绝了种。可汪老在1997年驾鹤西去，呜呼 ……

　　因为央视的缘故，现在大家多谈《笑傲江湖》，我就举几个《笑傲江湖》中的例子请大家鉴赏：

　　五岳剑派各路豪杰在嵩山绝顶商讨合并大事，原书这样写景：

　　“群豪来到这嵩山绝顶，都觉胸襟大畅。这绝巅独立天心，万峰在下。其时云开日朗，纤翳不生。令狐冲向北望去，遥见成皋玉门，黄河有如一线，西向隐隐见到洛阳伊阙，东南两方皆是重重叠叠的山峰。”

　　这段让我也觉得胸襟大畅。悠悠古意、满腔豪气，油然而生。众英雄于嵩山之顶争夺武林盟主的豪情壮志，被烘托得淋漓尽致。这段半文半白的景致描写，没有扎实的古文基础是写不出来的，也是所谓的纯文学、严肃文学作家作品中鲜见的。

　　中国传统小说专注于编构情节，写人物心理不愿花费太多心思，而想通过外在描写，由外而内去反映出书中人物的心理活动，这样才叫功夫。直接描写人物内心深处是如何变化的，在中国传统写法中属于取巧行径，显不出才气和手段。金庸深谙中国文学传统技法，他想表达的意思总是藏在文字后面，要我们去慢慢感受。这就是我在前面两次提过的“不言自现”。冰山只有八分之一浮出水面，八分之七隐在水下，金庸的文字也给我冰山的印象。所以说，金庸的文字好、有境界，也需要读者的配合。如果只看奇巧情节、眩目打斗，是觉不出金庸文字之好的。

　　金庸对于心理描写尽量简洁，点到为止，留给读者感受的空间却是无限。举个例子，令狐冲逃出梅庄，独自一人在小溪边的感受：

　　“自觉一生武功从未如此刻之高，却从未如此刻这般寂寞凄凉。他天生爱好热闹，喜友好酒，过去数月被囚于地牢，孤身一人那是当然之理。此刻身得自由，却仍是孤零零地。独立溪畔，欢喜之情渐消，清风拂体，冷月照影，心中惆怅无限。”

　　这些平实古朴的文辞，微微带有骈体四六句特点的行文，绝好的写出了令狐冲当时的心情。其中蕴含的深厚文字功力，其他作家可能没有吧？从四六句的运用，最能看出作家的文字功底。熟读金庸文章的人，对于金庸四六句的运用肯定印象深刻。

　　最后举一个极精彩的片段，祖千秋和令狐冲谈酒论杯：

　　“祖千秋摇头道：“你对酒具如此马虎，于饮酒之道，显是未明其中三味。饮酒须得讲究酒具，喝甚么酒，便用甚么酒杯。喝汾酒当用玉杯，唐人有诗云：‘玉碗盛来琥珀光。’可见玉碗玉杯，能增酒色。”令狐冲道：“正是。”祖千秋指着一坛酒，说道：“这一坛关外白酒，酒味是极好的，只可惜少了一股芳冽之气，最好是用犀角杯盛之而饮，那就醇美无比，须知玉杯增酒之色，犀角杯增酒之香，古人诚不我欺。”

　　令狐冲在洛阳听绿竹翁谈论讲解，于天下美酒的来历、气味、酿酒之道、窖藏之法，已十知八九，但对酒具一道却一窍不通，此刻听得祖千秋侃侃而谈，大有茅塞顿开之感。只听他又道：“至于饮葡萄酒嘛，当然要用夜光杯了。古人诗云：‘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饮琵琶马上催。’要知葡萄美酒作艳红之色，我辈须眉男儿饮之，未免豪气不足。葡萄美酒盛入夜光杯之后，酒色便与鲜血一般无异，饮酒有如饮血。岳武穆词云：‘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岂不壮哉！”

　　令狐冲连连点头，他读书甚少，听得祖千秋引证诗词，于文义不甚了了，只是“笑谈渴饮匈奴血”一句，确是豪气干云，令人胸怀大畅。祖千秋指着一坛酒道：“至于这高粱美酒，乃是最古之酒。夏禹时仪狄作酒，禹饮而甘之，那便是高粱酒了。令狐兄，世人眼光短浅，只道大禹治水，造福后世，殊不知治水甚么的，那也罢了，大禹真正的大功，你可知道么？”

　　令狐冲和桃谷六仙齐声道：“造酒！”祖千秋道：“正是！”八人一齐大笑。祖千秋又道：“饮这高粱酒，须用青铜酒爵，始有古意。至于那米酒呢，上佳米酒，其味虽美，失之于甘，略稍淡薄，当用大斗饮之，方显气概。”

　　令狐冲道：“在下草莽之人，不明白这酒浆和酒具之间，竟有这许多讲究。”

　　祖千秋拍着一只写着“百草美酒”字样的酒坛，说道：“这百草美酒，乃采集百草，浸入美酒，故酒气清香，如行春郊，令人未饮先醉。饮这百草酒须用古藤杯。百年古藤雕而成杯，以饮百草酒则大增芳香之气。”令狐冲道：“百年古藤，倒是很难得的。”祖千秋正色道：“令狐兄言之差矣，百年美酒比之百年古藤，可更为难得。你想，百年古藤，尽可求之于深山野岭，但百年美酒，人人想饮，一饮之后，便没有了。一只古藤杯，就算饮上千次万次，还是好端端的一只古藤杯。”令狐冲道：“正是。在下无知，承先生指教。”

　　岳不群一直在留神听那祖千秋说话，听他言辞夸张，却又非无理，眼见桃枝仙、桃干仙等捧起了那坛百草美酒，倒得满桌淋漓，全没当是十分珍贵的美酒。岳不群虽不嗜饮，却闻到酒香扑鼻，甚是醇美，情知那确是上佳好酒，桃谷六仙如此糟蹋，未免可惜。

　　祖千秋又道：“饮这绍兴状元红须用古瓷杯，最好是北宋瓷杯，南宋瓷杯勉强可用，但已有衰败气象，至于元瓷，则不免粗俗了。饮这坛梨花酒呢？那该当用翡翠杯。白乐天杭州春望诗云：‘红袖织绫夸柿叶，青旗沽酒趁梨花。’你想，杭州酒家卖这梨花酒，挂的是滴翠也似的青旗，映得那梨花酒分外精神，饮这梨花酒，自然也当是翡翠杯了。饮这玉露酒，当用琉璃杯。玉露酒中有如珠细泡，盛在透明的琉璃杯中而饮，方可见其佳处。””

　　对不住，带着大家读了这么长的一段，不知道大家感觉如何。此段一气呵成，欲增减一字而不可得。诗、酒、英雄气概都入文中，如大江奔流，畅快之极。我每次读到此处，如果有条件，都要痛饮几杯。以好文章下酒，当浮一大白！我在这里举杯遥祝读到此处也有微醺之意的网友，同饮一大杯。

　　说金庸的文字好，和他学习成长的环境也有很大关系。先看看幼时学习环境。金庸出生于浙江海宁查家，查家是有名的“一门七进士、叔侄五翰林”的书香门第。生活在这样一个学者盈门、满室书香的家庭里，耳濡目染，自小便打下了坚实基础。虽然那时取消了私塾，但小学，中学所选用的语文教材仍以古文为主，所以他的古文基础肯定是相当扎实。

　　后来在中学，金庸不仅国文好，英文水平也很高。有一个佐证，1948年《大公报》在全国公开招聘两名记者，考试内容是国文和英文。金庸在三千名应试者中脱颍而出，被录用。三千人选其二，金庸国文和英文的水平可见一斑。

　　金庸在古诗词上也很有很深造诣。《天龙八部》和《倚天屠龙记》回目所用的诗词，都来自他自创。《天龙》回目中有“剧饮千杯男儿事”、“塞上牛羊空许约”、“却试问 几时把痴心断”、“红颜弹指老 刹那芳华”，即便回到宋代也是绝妙好词。“塞上牛羊空许约”扣题极准，一股无可奈何的凄惋之意发自于心。天妒乔峰能娶阿朱这样乖巧温柔的妻子；天妒阿朱能嫁给乔峰这样顶天立地的好汉。结果竟是牛羊依在、人鬼殊途，空有盟约、阴阳永隔。据说金庸写到这一段时也失声痛哭。

　　《倚天》回目的开头两句，我觉得极为出色，“天涯思君不可忘”、“武当山顶松柏长”，郭襄和张三丰呼之欲出。一句“天涯思君不可忘”引出了郭襄对杨过的刻骨相思，郭襄这段单相思的空间之广、时间之长都以最简洁的词句作了概括交融，令人掩卷三叹。

　　（郭襄同志，你不要再难过了。天涯思君情虽苦，可是全世界还有三分之二的劳苦大众生活在反动统治下的水深火热当中，你要继承郭靖同志的革命遗志把一身高强的武功贡献给世界上最壮丽的共产主义事业，为了全人类的解放而奋斗。在漫长的革命征途中，通过共同的革命斗争和工作，你一定会找到一个志同道合的能共同走完革命一生的革命伴侣。）  括号中的文字即是我用大陆文学流派常用的句式和语调所写，同志们很熟吧，作个对比，可以加深了解。

　　其实，读过金庸小说，我心中再也没有严肃文学和通俗文学之分了，有的只是“写得好的小说”和“写得不好的小说”这两种而已。

意淫者必读：向梁少男同志学习

骑白马的农民


我写的东西，总还是想卖两个银子的。很难得不要钱为一个人反复的写东西，但是梁少男同志是不同的。他以大无畏的牺牲精神，赢得了我的尊重，于是决定再为他写点什么。

梁少男同志今年三十七岁，前些日子因为“罗刚事件”进了局子。所谓“罗刚事件”，就是一天入夜，梁同志更名为小原正太郎，打电话到湖南某电台，给支那人民上了一堂“忠言逆耳利于行”的思想课，结果被特务查到，抓进了局子。由于电台当值的主持人罗刚名气比较大，所以此事件定为“罗刚事件”，而没有定为“梁少男事件”，很为梁少男同志不平。

梁少男同志这样做的动机，有人说是搞恶，有人说是取宠，还有人说是吃饱了撑的。我鄙视这些中国市井小人的麻木。梁少男同志自己都对特务们说了，他这样做------不过是为了激起中国人民的爱国热情。中国人民最大的爱国热情，就是对着日本人意淫。当然，要是有真的日本人套弄就更好了，可惜不好找。来中国的日本人，都算是洋人，不管是东洋人还是西洋人，总之洋人出了事，朝廷怪罪下来，谁也担不起的。于是梁少男同志挺身而出，做了一回东洋人，让广大爱国青年们高潮了一回。

我就不只一次收到爱国青年的信息，或发网址的，或发录音的，言下之意，约我一起去论坛上勃起。可惜我知道这个“日本人”就是梁少男同志，而且还是个男的，哪有半点兴趣。于是直言相告。谁知该青年回言：就算他是个中国人，如果这件事是一个日本人做的，您难道不愤怒吗？意思是让我把他当日本人干的好了。我说：不会吧，日本人会这么无聊？结果他就骂我“滚”，然后半晌没了声音，估计是独自到梁少男同志身上套弄去了。

记得古时有个故事，好象出自《西湖二集》。说是延州有个妓女，卖淫却不收钱，让人白嫖。到了后来才明白，原来这个妓女是舍身菩萨变的，因为菩萨见广大人民贫穷，无钱嫖妓，于是化做妓女，让人白嫖，“以济贫人之欲”。现在梁少男同志见广大爱国青年只能意淫，长期下去甚为苦恼，于是化做日本人，“以济爱青之欲”。可见梁少男同志的风格，已和舍身菩萨比肩了。

全体爱国青年们，要好好向梁少男同志学习！

让我们相亲相爱一百年不动摇

三七

   一

　　我的身体不好，前后换过三个大夫。这天，第四个大夫来了。他穿得很朴素，但一看上去就是那种说一不二的人。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揪住前面那位大夫的衣领，在他屁股上重重一踢，把他踢到很远的地方。

　　“你不踢他不走。”
　　他擦擦手。说。我一下子就迷上他了。再说我也恨死前面的大夫了，所以觉得很解气。
　　“只有我才能救你。”他告诉我。我激动得都快哭了。这句话，后来我知道，是疗法之一，每天二十四剂，偶尔还要加服。

　　他住了下来，把以前的大夫留下的一切痕迹清除干净，搜出我家里一切和医学有关的东西，有的烧掉，有的搬到他的卧室里去。
　　然后他开始给我治病。他的药性很猛，我立即全身发热，再也躺不住了。
　　“你从此站起来了！”
　　他宣布。我们一起庆祝。以后每到这个日子，我们都要开Party。


　　　　二

　　大夫（以下凡是“大夫”字样都指他，因为他说了，世界上实际只有他一个真正的大夫，他给我看了辞典，那上面果然写着：“大夫：我。”别的大夫，从此改称“庸医”，“骗子”，“杀人犯”，我的疗法之二就是每天和他一起痛骂他们。当然一般是在家里骂，在外面大夫还是很有风度的，哪次出门都拉上拉链。大夫也有些同门兄弟，他允许称他们为“大夫”，只是要在前面加上“蒙古”字样。他甚至有一个师叔，不过据他说，那家伙靠不住，迟早要被革出教门）给我治订了若干个五年疗程，听起来真是让我兴奋。然而正在我觉得快要好了的时候，病情又开始反复，并有一些新的症状。我开始诉苦。
　　“大夫，我的右腿痛。”
　　他用木棍用力打我的右腿，直到它不痛了。
　　“大夫，我想咳嗽。”
　　他用袜子堵住我的嘴一星期，只是在服药时才打开一会儿。我再也不想什么咳嗽的事了。
　　大夫钉死门窗，不让有毒的空气进来。他检查我的读物，除了《左传》，全都销毁或由他重写。他告诉我，世界上只有一种学问，就是医学（同前例。指他的学问），别的或者是瞎扯蛋，或者是为医学服务的。有些人现在还不信医学，但他们迟早要得大病，到奄奄一息时自会来上门求他。我们经常为这个前景夜不能寐。

　　　三

　　没想到我先奄奄一息了。大夫很生气，认为我不配合他。他再一次检查我的房间，又搜出些东西。
　　“你的病根在脑子里。”
　　他指挥我的手打我的脑袋，偶尔也左右互搏。他看得很满意，说：
　　“这疗法以后要经常搞，至少十年一次。”
　　这条街上还有别的庸医在开业。大夫说，我久病不瘳，都是他们搞的鬼，他们干扰我的心志，在我的饮食里下毒，他们的药气钻进钉死的门窗，腐蚀我的肌体。他用恐怖的语调警告我：
　　“他们会用美好的生活来诱惑你。”
　　“那好的很啊！”我高高兴兴地说。
　　为这句话我忏悔了很久。为了表示悔改，我说：
　　“那咱们去把他们都灭了吧。”
　　大夫认为还不到时候，我还不够健壮，打不过他们。作为练习，他只是叫我去打了邻居的孩子一顿。

　　　四

　　看到我快死了，大夫很发愁。他在我家已经住惯了，还真舍不得离开我。看到他经常为我工作到深夜，我又是感动，又是羞愧自己的素质真是太差了，老让他操心。
　　有一天他从书房里出来，皱着眉头说：
　　“也许那些庸医也有些好的经验……特别是在小的方面……我们不能太骄傲了……我得出去看看他们是怎么治的。”
　　“您可别这么说，治死事小，失节事大呀。”
　　“你死了我怎么办？”他有些发脾气了。“你难道就不为我的名声想想？”
　　大夫出去转了一圈儿，回来说：
　　“咱们的伙食大差了，吃大锅饭可不成。”
　　他把诊金提高了一倍。
　　从此他经常外出，开销虽然大了些，但我们的生活也在改变。他打开了一扇小窗，以锻炼我的免疫能力。还买了两台电视机，他看大的，我看小的。
　　尽管药方没变，他把各味药的用量予以改革，变得不那么苦了。（有一天他甚至把汤都换了。）连我也觉得自己好了一些，这时他开始允许我说一点话，有一天我说：
　　“要不要请别的大夫来看一看？”
　　“胡说！”大夫勃然色变。我很久没见过他生这么大的气了。
　　“我的意思……只是试一试……试一试而已。”
　　“试一试？他们能保证一定药到病除吗？”
　　“这个自然不能……谁又……”
　　“着啊！”他打断了我。“那还有什么好试的？再说，你不还活着吗？今天晚上咱们不是还吃红烧肉吗？放下筷子就乱讲。”
　　“我总是这样打焉儿……”
　　“打焉儿有什么不好？打焉压倒一切。”
　　“我看隔壁的人就……”
　　“隔壁是隔壁，你是你，你们家情不同。你不懂，不和你说了，去把袜子拿来。”

　　　　五

　　大夫发现，那些庸医的凡是有效的疗法，他自己的书也有，只是他以前没注意。
　　“他们抄了我的我都不知道。”大夫闷闷不乐地说。“看来咱们对医学的博大精深认识还不够。”
　　他把医书重写了一遍，修改了一些定义。改动如此之大，我都有点替他担心。好在基本的四条没变，他说，别的也就无所谓了。
　　这四条是：
　　一，只有他才能治我的病；
　　二，只有他的医学才能治我的病；
　　三，只有他的疗法才能治我的病；
　　四，只有他才拥有对以上三条的解释权。

　　大夫说，他生来就是为我服务的。我有时也闹点小别扭，但他从来不用“我不给你治了”一类的话吓唬我；有时我对他尊敬过了头，他还提醒我，他是我聘用的，我是主人，应该时不时的说着他点儿，省得他犯错误。不过我可没见过他犯错误，有时大夫的手，或脚，或别的什么地方会出格一点儿，但大夫本人从未犯过错误，他就压根儿没有这种能力。我们生活在一起，亲密无间，我的就是他的，他的虽然不是我的，但他是我的，也等于他的就是我的。邻居嫉妒我们的关系，经常挑拨我，说他的坏话，我都一一汇报给他。有时我听不懂，也回来问他：
　　“大夫，什么叫‘解聘’呀？”
　　“就是自杀的意思，我的孩子。”
　　我当然不想自杀。于是，就像童话里说的，我和我的大夫快快乐乐地生活了下去，准备坚持一百年不动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