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边没有软盘，存篇好文

致朋友们的公开信
　　
　　
　　为是否跟你们说几句话，我犹豫了很长时间。在这么长的时间里，我记忆里的一点儿知识翻来覆去地折磨着我，中国的圣哲对人生的态度，老庄孔孟是怎么说的，墨子遇歧路而哭，到太史公，到三国，到魏晋时期的风流，陶渊明归去来兮，阮籍的猖狂，他的青白眼和穷途而返，到明清的作家们，汤显祖的梦，曹雪芹的梦，到现当代，王国维们的抉择，储安平们的自我流放，顾准的生活，这似乎是一个漫长的旅程。我也还记得一丁点西人的态度，第欧根尼们的阳光，一直到当代，各种各样的人生，据说某位大哲曾蜇居哈佛以授业为生，有一天在课堂上，他悠然见窗外明媚，顿悟说，我与阳春有个约会，遂弃目瞪口呆的学生不顾而飘然远行。
　　在准备跟你们说话的时候，这些残存的记忆一恍而过，我不知道如何跟你们解释我们当下的生活。现在我们在这里生活，除此以外，我们仿佛已经跟一切身外的知识、力量、道理、德行，久违了。
　　我们也有很长时间没有交流了。因为青春的张狂已过，我们的小酒馆时代已过，那时的我们是单纯的，指点江山，议论时事，臧否人物，三天两头的聚会，以酒精为题，以女人、政治、历史、大师、圣贤、自由、新左派为酒菜，那样的时光一去不复返了。
　　因为我们的青春撞上了老大的历史，我们被放逐。因为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因为我们的真诚撞上虚无的社会，我们被修理。因为人各有志，因为我们还未能完整地认识人生的肌理和意志。
　　我就较早地退出了，我离开了体制，一步步地退出，有意无意，主动被动，如今我在社会的边缘活着，这个边缘是我的选择。我因此也远离了你们。
　　但也因此长久以来我无法跟你们表白。因为你们还在战斗，因为你们还有希望，还有朝气，跟你们还膜拜的大师、机会、谋略、知识、权力、资本们相比，我无能把我的经验加诸你们。因为边缘的生活太难，很多人问过我，有什么经验吗，可以示范吗，有个人自在的社会空间了吗，我总是吞吞吐吐，口将言而嗫嚅。
　　一直到今天我都处于歉疚和罪责中。我曾经给予过希望，一如我们曾经对历史对未来对民族的许诺。我曾经自信，一如我以我们一代人自豪，“我们这一代出生之时正是文化大革命如火如荼的日子，正是毛泽东像神一样处于仿佛是造化自然之母开创的绝对权力的巅峰之时，我们这一代人来到世上似乎是为了延续那些为极权主义力量和中国专制传统合谋打算切断的东西。那一切东西，一个五千年的文明、民族和它在文化生命上的理想和普遍价值，并没有完全被切断。我们悠久的文明传统始终有着它在历史演进中的表现形式。”但今天的我充满怀疑，今天的我已经自己躲进阁楼一统，我听任你们跟体制跟社会战斗，我们一个个地面对老大的历史和虚无的社会，我们只能屡战屡败，在完全不对等的对手眼里，徒为笑柄。
　　要说清楚这个对手是谁，由什么要素组成，也是困难的。这是无物之阵，有有形的名目和人，却不动刀兵地伤害了我们。我们尊敬过的老人企图置我们于死地，我们佩服的兄长从未考虑合作和高尚其事，我们信仰的大师也不切己于父母兄弟之邦。党的体制为我们拒绝了，党性思维却在我们的心里。行政的体制为我们嘲笑了，学术的体制、医疗的体制、司法的体制却支配了我们的行为细节。专制腐败的生活为我们厌恶，我们唾骂他人，情感的标榜却由着我们在亲友师生中正当地行使卑劣的不见天日的“潜规则”。
　　时间也是我们的对手。我们本来有共同的经验，共同的使命，但岁月催人老，我们在单兵作战的失败里一个个地老去，我们只能经营自己的圈子，小天地。娶妻生子，柴米油盐，隔着一张张的账单，我们相距遥远，近如咫尺。这种相隔不过是中国人四十不惑的前奏，是啊，我们也都很快地奔向那个虚无的年龄。
　　但这没有什么可以自责的。对于生活，我们来过，我们看过，我们战斗过。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我为有你们这样的朋友自豪，我知道，对比同龄人来说，你们放弃了太多的俗世的生活内容，这个社会的每一热点你们都自觉地拒绝过了，参政、考研、出国、伺机暴富、文章言论惊动天下；我知道，对比同龄人来说，你们有着更为宏大也更为细致的关怀，你们是其佼佼者，是其优秀的代表，你们更关心良知的普遍可传达性，更关心正义的实现时间和实现地域；我知道，你们的存在将使这个社会有其最为宝贵的异端和最为难得的头脑。
　　但我要跟你们说几句话，不是如此来提醒你们，不，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你们比我的认识更清晰更完整。我之所以要跟你们交流，只是因为我们交流太少，只是因为，你们像我一样在生活中纷纷落马，你们开始寻找前程。你们已经考虑考学了，你们已经准备为五斗米折腰或放弃守望的责任了，你们见面谈论房子、车子、轶闻趣事了，你们走了一段长路却回头走你们曾拒绝过的同龄人的路。号称学养最深厚的头脑也削尖了脑袋要获取一个博士文凭，对经济泡沫不屑一顾的朋友也搅动起泡沫的颜色，最有理想的朋友如今埋头于“求田问舍”。我之所以要跟你们交流，只是因为这种于人心人性最自然不过的背叛是我所反对的。
　　我没有理由来反对你们的生活道路。我不能对你们说，人面对再怎么强大专横的生活也不应该屈服，愿赌服输，在我们社会里的投降不过是赌徒的投机；这样说，对你们是不公平的。我不能对你们说，君子忧道不忧贫，问道不问力；我们不能拥抱中国的大地在于我们精神上的贫困和怯懦，这样说，对你们是过于轻巧了。我不能对你们说，像兄长一代写作“寻找一九六八年人”一样，你们的行径只能使后人来打捞你们，任意作践你们的尸体；这样说，对你们也同样喜剧化了。但是，我们明明比被剥夺净尽的底层例如农民们更有条件满足我们的口腹之欲，为什么我们却要用比农民们多出十倍百倍的精力斤斤计较于当今社会那永远也不会满足的生活方式呢？我们不能创建自己的生活方式吗？生活在城市小区，退休下岗的居民们也没有都受媒体文化的影响，他们的精力用来健身、跳舞、学习；生活在农村的中国人也同样更多地自娱自乐。那么，为什么我们一定要把自己消融到都市的消费生活中去呢？
　　我也确实时时会为生活费发愁，但隐匿于这个城市里生活，打打短工，读书，会会朋友，我更多的收获是自在自由。什么叫熙熙攘攘？什么叫给国王之位也不让？什么叫名利心除道心生？
　　你们应该记得，在小酒馆时代，XX多次表白的，即使万人如海，他藏身其中也要为历史为社会保存一份元气。我愿意相信，这份元气有着一个文明的全部美好要素。我愿意相信，当一个社会过于肮脏过于腐朽时，我们所能做的就是保存这份元气。这份元气可以是心灵，可以是头脑，可以是骨头，可以是精神。我愿意相信，这份元气是一个病弱败落的民族最有意义的成就。如文天祥所说，于人浩然，塞乎苍冥。如托马斯曼所说，我在哪里，德国就在哪里。
　　我们今天诚然无能为力，当我们面对一个无义无信而又强霸的社会时，我们所能有的乃是退出的权利，拒绝这个社会的任何称谓，退出它的官产学安排的秩序，跟我们卑微的边缘地带和底层的兄弟一起，担当人生的全部希望并担当这希望必有的代价和绝望。花果飘零？没有关系，因为我们在这里。我们在哪里，一个民族的心灵、精神、文化就在哪里。
　　据说，达摩东来只有一愿，即寻一个不受人惑的人。我想跟你们交流的，也正是希望我们尽量不受身外所惑。我希望在生活中能跟你们共勉。
　　
(呵呵,本本,不好意思,人在机房,21cn上不去,发不到邮箱里,只好如此了)

无间

2003-06-17 19:52

　　　　　　你说话太难听了

三七

　　做梦拣了一堆钢蹦儿，正在数得快活，被一个电话惊醒。接完电话，再去寻那钢蹦时，一个也不见了。这会儿是凌晨四点，一肚皮鸟气无处撒，想起那打电话的人口音好不难听，便在这上面撒撒野火。

　　来电话的是本地人。我来这个省多年，对这里的种种口音，不但听不惯，而且越听越不习惯。这里的人说话，面皮上看不出任何异样，不知嘴里面暗中在捣什么鬼，能发出各种古怪的声音，变幻无方。在外人听来，可能都差不多，我听的年头多了，知道各种差别，受的罪就格外多。

　　我去的地方不多，但听过的口音不少，单大学一个班，就有二十来个省的人。自然属北京人最多，可这北京话，只要是“地道”的，也一样难听，一惊一乍的，不该拐弯时他瞎拐弯儿，该拐弯时他又忘了拐弯儿了。基本上属于无赖式，可北京人又不都是无赖，这我就奇怪了，既然不是无赖，为什么拿着无赖的腔调？

　　北京旁边是天津，原先是河北的省会，因为说话难听，被从河北开除了。他们说话，就好像有个东西，不停地从上颚掉下来，要用舌头来捡。而且天津人都很爱讲话，忙惯了。

　　过了天津是唐山，那里的人说得比唱得还难听。没到过唐山，不知道什么叫“侉”，而且别处的人侉在嘴上，他们连耳朵一齐侉。我在唐山住过一年，经常听到的一个问题是：“你说话怎么这么侉呀？”这不是见鬼了吗？

　　再往北走，就到了“长城根儿”。长城根儿人说话，舌的前部永远翘着，这要经过特别训练才做得到。而他们自己说：“我们就是‘二’字说不好；要是‘二’字说好了，就是北京话了。”

　　东北话在外人耳里都差不多，高梁米味，其实里面有各种分别，就像种类不同的高梁米，也有各种难吃处。最难听的是辽宁话，辽宁话里面以辽西话和盘锦话最难听，前者是长城根儿一路，后者就像舌头上起了盐碱花。

　　大连话我是不把它算在东北话里面的，它更像山东话一些，不过是吸取了东北话的糟粕而已。大连是个好地方，人物也生得漂亮，适合聋子居住。我初到大连，坐上公车，见到卖票的小姐，以为到了仙境；忽然听她说了一句“前方到站青泥洼车站”，便穿过了人间这一层，直接掉进地狱里。

　　和大连类似的还有青岛。堵住耳朵，也是好地方。山东人说话，就像漏气一样，而且于卟哧乱响之外，还有各种咯吱咯吱的声音。我猜他们都是戴假牙的，但他们不承认。山东话里面以青岛话最难听，这和大连的情况差不多。最好的地方，口音总是最难听，令人气苦。

　　西部话一点道理也不讲，全是乱说。山西人醋喝得多了，捏酸掉古，话里有好些入声字，弄得他们上气不接下气的，听的人也累。再往西，说的话像小板凳，支楞楞的，而且还是那种一坐就嘎吱嘎吱响的小板凳。

　　河南人说话我较能接受一些，怪调不多，就是那语调总像是在装憨做痴。不过我不会上他们的当，我知道河南人都是很精明的。

　　南方话我有好些听不懂，光剩下受罪的份儿。四川话听得懂，也不太难听，唯一的缺点是只能用来大声嚷，一说悄悄话，就太可笑了。湖北话和四川话有些像，但只是外表的像，实际差得挺远，而且还添了些刻薄，音调里有些钻心的东西。北方人来说湖北话而说不好，那就是四川话了；如果连四川话也说不好，那就是云贵话。云贵话就像泛了潮的四川话，夹着古里古怪的乡音，而其中的云南话，可能因为海拔太高了，说得死去活来。

　　两广人嘴比较大，自己也知道这个优点，说话时尽量打开，以为自己是青蛙王子。那里的人说话，都像开水锅一样，咕咕嘟嘟地冒泡，有时锅盖还要跳几下。他们还对每句话结尾的音调作特殊处理，冒出一点蒸汽，作为余韵。

　　吴越人说话我听不懂，细细碎碎的，一地玻璃渣子。他们有一种别人不会的方法，可以一个人说话，好像一群人在嘈杂。上海人说话很快，连自言自语都是如此，好像有大事要做。苏北话为江南人瞧不起，我听来却比较入耳，因为和我一样，比较傻气。

　　最后要说的是教官大人的湖南话。我在湖南只呆过几天，没有多少发言权，而且碍着长官的面子，不敢妄议。不过我在那里听过一只当地的狗叫，Ｇｏｄ　ｓａｖｅ　ｍｅ，那也太难听了。

　　最最后，我不告诉你我是哪儿的人。

无间

2003-06-17 20:18

胡说三道

老笨

　　　　　　初道之：大便的絮言

　　“假如吃一堆大便能使我成为美国人，那么我宁愿吃十堆”，老笨的一个愤青朋友吐出了这样一句显然很才具、很文学、也很有效率的一句话。我们抛开立场与观点、甚至抛开羞耻与人格来品评一番这句话时，仍能发现一个有趣的问题。如果吃一堆大便就能做美国人的话，那么这位愤青何必要去吃十堆呢？老笨私下猜测，这位愤青之所以“大吃大喝”的原因无非有二，一是这位朋友对大便确实有强烈的食欲，二是这位朋友并非真的想吃大便，而只是想使自己更卑贱，并企图使“美国人”这个词更高贵。而美国人为何如此高贵？这位朋友通过对食物的爱好，明确表达了自己的看法----因为美国很民主、美国很自由。由此对比中国很不民主，很不自由。

　　如果他想得到的话，民主与自由，应该是任何一个人应该得到的权利。但如果人们对民主与自由的诉求便都如吃大便一样，恐怕真肯去津津有味的吃大便的人还真没几个。

　　一些经常喜欢这样“大吃大喝”的人，他们，被另外一些他们，誉为“有理想的人”，“有思想的人”，“有水平的人”。这些人找到了一种表达诉求的廉价方式-----将民主与自由“美国化”，将美国“神圣化”，将自己“谦卑化”，于是美国、民主、自由，也就更加的高贵化。

　　宽容他们，他们只不过是在追求自己意想中近乎完美的东西。在他们的脑海中，美国其实早不再是美国，而是他们心中的美丽之国、不存在于现实的国。民主也早不再是民主，他们所幻想的民主可以解决一切问题，大至上天入地，小至拉屎放屁，仿佛民主便是一味百试不爽的仙丹。他们显然在将民主与自由图腾化，以便进行一种憨厚的膜拜，以便随处邀人和他们一同膜拜。

　　老笨很不赞成左右派们拿美国作为对比中国的恒定参照物，我们不该以美国的坏来证明我们不该好，更不该以美国的好来证明我们非常坏。类比这种神圣化的美丽，老笨的这个题目，或许也显得不再那么谄媚。

　　经常有朋友问老笨，现在这中国到底叫啥社会？老笨有时说这是一个拆船社会，有时说这是一个缺德社会，但是归根结底，老笨认为这是一个准契约社会。

　　与契约社会相对应的显然是主义社会，在契约社会中，人们以社会公共契约为行为标准，以法律道德为基本规则。在主义社会中，人们以实现主义为最高标准，以阶级斗争为常用规则。

　　中国曾经是一个主义社会，但是正在过渡为一个契约社会，刚从主义社会中走出，很多问题都还停留在主义社会的范畴内，诸如中共至今以形象进行统治，诸如民运愤青指摘旁人麻木、愚昧。但中国也在向契约社会迈进，已经吸纳了许多契约社会的意识基础，比如民主与自由、法律与人权。

　　这是一个过渡性的时期，这个时期会有多长，谁也说不好，中国近现代史上存在一个奇怪的循环，渴求民主自由—造反革命—更不民主自由—更渴望民主自由—造更多的反革更多的命---越发不民主自由……这种奇怪的循环可以用四个字来进行概括，那就是事与愿违。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这句话，中国人唱了六十年。①
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这种活，中国人练了一百多年②
砸碎一切旧社会，建造一个新社会，这种爱，中国人拼了二千多年。③

　　唱到现在、练到现在、拼到现在，依然没唱的好听、练的有效、拼的实惠，大约是方法不对，所以唱的难听、练的无效、拼的败落。

　　老笨在这里要谈到的共产党，既非布尔什维克党，也非一九二一年七月在嘉兴成立的那个党；而是有“中国特色”的党，能决定中国未来命运的党。

　　老笨所要的新中国，既非流民土匪式的中国，也非皇权立宪式的中国，更不是阶级斗争式的中国。而是一个循序改良的中国、一个进而民主的中国、一个实现共和的中国---中国人的中国...一个中国。

　　老笨所要的民主自由，绝不是吃大便式的民主自由，也不是一人得道鸡犬升天的民主自由，更不是一批人整人另一批人挨整的民主自由。而是宽恕的民主、平和的自由。

　　二道之：谁在一厢情愿

　　民主本是件大好事，比起独裁来，民主确实好得多，舒适得多、公平得多、合理得多。但确实，时下一部分人对民主十分的反感，是什么原因导致这些人如此的反感民主呢？

　　民运人氏声称“那些都是既得利益者”；国内愤青们则声称“那些都是麻木、愚昧”。老笨看来，民运与愤青的“声称”，大多竟是饶舌。

　　民运人氏们大多是“海外”既得利益者，国内愤青更是无知的可怜……即便是国内对民主反感的人氏都是既得利益者，那么中国有着十几亿既得利益者，维护自己的既得利益又有什么不对？即便是国内对民主反感的人都是所谓的麻木愚昧，那也要比偏激幼稚强上千百倍。

　　民主与自由宛如一条河水在我们流来，在她流淌的途经处，却总有这样或者那样自翊的“砥柱”，有意无意的干扰着流淌的步伐。中国的一些人对民主如此的反感，倒并不是在反对民主本身，而是在反感民运人氏、国内愤青的所说所为，他们所表述的民主、追求的民主，恰恰是最不讲理、最不宽容、最不正义的表述。要么是空想与鄙视，要么是自大同哆嗦。

　　美国法律允许政治献金，但是禁止外籍人氏的献金，一旦有外籍献金，便会有克林顿那样的大麻烦。这是为了使本国的政客为本国人民服务，不为外国人民“服务”，避免他们牺牲美国利益。民主自由的美国人姑且如此，站在骨气的角度来说，“嗟来之食”更要不得。无论是美国的法律或是中国的文化，都实在容不得那些拿“外快”的人。至今还弥留在海外民运队伍中的人氏、以及XXX的骨干与学员，除了向CIA讨钱，就是向“亚洲民主茶话会”、“基督教民主联欢会”去讨钱。“外快”与“政治资本”对这群西装革履的乞丐来说，根本就是鱼与熊掌，既然拿了“外快”（也有很多例外，这类例外大都早已脱离“民运”的队伍），就必然会失去政治诉求的资本。

　　过激的批判必然导致被批判者过激的反应，这是历史早已证明的事。声嘶力竭的悲壮只能导致社会的混乱，大陆的愤青们便好似一群正在实习的医生，这些青春的医生不断的告诉人们“你们得病啦……快死啦……”却从没一个人能说出如何去治疗，或许有几个稍知些廉耻的，便会抖擞精神叫肝炎患者去打针胰岛素……恍若民主与自由便是医治一切民间疾苦的唯一药方，更企图将自己通过无知而得到的结论强加于旁人身上。即便大陆愤青再如何一厢情愿的教导大家要有理想、不麻木，那刺耳的噪音却始终都不会使人感到豁然。正如大多数愤青们对他们所深深向往的美国一无所知一样，在严重痛苦的扭曲状态下，对现实问题大多口吃。

　　令人惊奇的无非如此，历年来，民主强迫症④患者对民主自由的招唤与哀号只产生了一个结果，那就是使很多听到他们惨厉呼号的人，对民主产生了恐惧，与自由保持了距离。这些人不由分说的把民主自由与自己联系在一起，进行一种惨无人道的捆绑销售。至于销售的究竟是民主自由还是他们自己，那也只有他们自己才搞的清楚。从[你是民我是主]，到[自我不由你]，这种销售模式所产生的结果，只能使该产品名誉扫地。

　　既然这些人都失去了建立民主的素质，失去了建立一个新世界的本钱。那么除了中共自己，全世界的范围内，还有谁有能力推翻中共？没人能推翻他，那所谓的反共就压根是无稽之谈。那么这些人口中的民主如何实现？以利益驱动的角度来看，这些所谓的政治力量全面并深入的分析完一件很重要的事，之所以重要，是因为他们却用自己的行动证明自己根本不具备一种能力。

　　类似这种推翻与打碎的鼓吹，竟然和阶级斗争的格式惊人一致，或许伟大，但绝不正确。无论这些所谓的“持不同政见者”多么的不情愿，这些所谓的不同政见者也不得不承认，他们在根本上已经失去改造中国的资本。无论他们如何的一厢情愿、如何对美利坚横抛媚眼，时下的中国，也根本无法打造出新一代的张角、李自成、洪秀全，而中国的民主状态，也就只剩下中共方能改变。

　　指望中共的自我改良，恐怕还不是老笨的一厢情愿。

　　中国该不该变，左右派们在这个问题上保持着高度的一致。左派们动辄就拿出理想奉献捐躯的帽子来说明别人没有良知没有智慧。右派们动辄就拿出民主自由人性的帽子来说明别人没有良知没有智慧。搞的好似天下人只要不赞成共产主义者造反革命理想奉献便是没有良知没有智慧，搞的好似天下人只要不亲吻民运愤青民主自由解放批判便是没有良知没有智慧。

　　有病的不吃药是没有良知没有智慧，没病不吃药也依然是没有良知没有智慧，有病了不去乱吃药更是没有良知没有智慧，天底下哪有那么便宜的良知和智慧？

　　中国该变成什么样？这里也还是要拿左右派现象说说。因为左右派们在这个问题上还是保持着高度的一致。这个一致就是---变成他们希望的样子，而不是大家都能容许的样子。稍微明显的区别在于，左派希望中国变成左派的天下，右派希望中国变成右派的天下。无论是左派或是右派的天下，却都是一言堂的天下、都不是百姓的天下。

　　党该变成什么样子？这里仍旧要拿左右派现象说说。（旁白：老笨你有完没完？）因为左右们在这个问题上仍旧保持着高度的一致。那就是党该变成更坏的样子，而不是更好的样子。具体的区别则在于，左派希望党变的和几十年前的样子，右派则希望党变成几百年后的样子。无论是几百年前或是几百年后，那都不是变得更好，而是变得更不合时宜。

　　中国该怎么变？这里不得不再拿左右派现象说说，在这个问题上，与其说左右派们保持一致，还不如说左右派们保持着胡说八道的一致。

　　左派们认为应该打碎万恶的旧社会，把资产阶级就地正法，大家一起再吃大锅饭、再让阶级斗争永无止息……至于台湾外蒙钓鱼岛则由得他去吧，反正共产主义不在乎主权，早晚解放满天下。

　　右派则仍然认为应该打碎万恶的旧社会，把四千万党员就地正法，大家一起复员国企陪着下岗工人吃大锅饭，尊重XXX自焚、打骚扰电话、发垃圾邮件的合法权益，为了民主自由练一段葵花宝典也在所不惜……至于台湾外蒙钓鱼岛还是由他去吧，人权和主权肯定难以两全，好似大便重于吃饭一样，人权肯定高于主权...

　　雅各宾党人在巴黎屠杀的时候，或许想不到他们为了追求民主而留下了千古骂名。王安石在推行新法的同时，怕是预料不到他的新法完全不符合宋王朝的实际需要。美国人苏联分裂后津津乐道的同时，或许想不到他们将如何镇压德克萨斯独立。但我们应该想得到，我们有历史的知识，有历史的角度，有历史的规矩。显然，左右派们都是伟大而光荣的，但是他们明显都不正确。

　　倘若是左派的天下，那经济贸易如何搞？倘若是右派的天下，那国计民生谁去调？倘若倒退五十年，不如请八国联军来轰炸，倘若跃进两百年，倒不如再来个亩产三万斤。杀掉一百万资本家，中国国企能活过来？杀掉四千万共产党，中国的行政机构就能更健全？台湾钓鱼岛不归我手，中国渔民的安全怎么保障？海上石油通道又如何打开？

　　无论是左派的天下还是右派的天下，都不是民主共惠的天下。无论是搞成几十年前亦或几百年后，都在违背着历史的正常。无论是丧失主权人权或是别的什么，丧失的都是中国更完美的权利。

　　左右派们都这样说，他们说中共不可能改变自己。他们都不肯承认这样一个最基本的现实，那就是中国共产党早已变的不再是他们想像中的中共。谁见过真正的中共贪污嫖妓？谁见过真正的中共仁慈务实？谁见过真正的中共抓到魏精生此类人物不枪毙？现在的中共受贿、送礼、买官、嫖妓；现在的中共仁慈、重法、修宪、务实；现在的中共打压刺耳的声音，却又渴求着不同的声音。现在的中共，仅仅是名义上的中共。

　　承认这样一个事实---左派觉得刺眼、右派觉得铺张，但他们不得不承认这个事实---现在的中共早已不是三十年前的中共，更不可能是两百年后的中共。中共已经变了，而且继续在变。或许不是他真心想变，但又有谁能停滞中国变革的脚步？

　　我们说的变革，不应该只限于皇权到民权这种制度的变革。从神权到王权，从王权到帝权，从纳贡到丁税，从丁税到地税，这都是变革。

　　左右派们都说历来的大变革从没有和平进行的，这话说得明显不对。商鞅变法、张居正变法、雍正改制，这些成功的变法都是体制内的大变革。而所谓的异议人氏渴望的却不是商鞅变法、张居正变法、、雍正改制，说到底，他们不是想求好，而是想求变、变的和现在不一样，谁去管变好还是变坏呢？

　　能改造中国的只有共产党，但是过程则是共产党本身必须改变。共产党是世界舞台上唯一一个有能力改变自己的组织，虽然能影响他的因素多种多样。改造共产党的，名义上是共产党自己，其实还是共产党改革二十年来所形成的一系列机制。其中有好的，坏的，不好不坏的，却都将对中国未来的命运产生着决定性的作用。

　　民运与愤青都是下定决心不肯叫中共变好的，只因无数个微妙的本质变化无法填埋他们的欲壑。民运一天不死，民主一天不生，老笨所说的，或许是一个会使很多人不悦的道理。这些民运、愤青们，无论他们是出于何种目的打起了民主自由的招牌，无论他们再如何的一厢情愿，他们始终看不到中国已经找到了民主自由的方法，他们除了在公共场合将冲动、愤怒、仇恨、幼稚系列化，便是将真理依存于扩音器的型号。

　　中国民主化的前提，便是中国人都少谈点主义，多谈点问题；多学点汉语、少改点汉语。民运和愤青们大都很喜欢用别人听不懂的语言去谈主义，凡事不上升到主义的高度则寝食难安。他们对主义的热衷，远远超过了中共对形象的热衷。

　　三道之：官商勾结与和平演变

　　老笨认识许多官场上的人，在中国做生意，就不可能不认识官。有大官、小官、大管、小管……所以人们经常说，这是官商勾结。和官打交道的时间长了，自然明白什么是官场，官场，一是名，二是利，就是这么一个场。认识的官多了，自然的发现一个规律，大官往往比小官和蔼，大管往往没小管实用。古时的官商勾结会涉及刑名，现在的官商勾结却始终牵扯利益。

　　民运和愤青们都说，这是典型的特权行为，这是标准的祸国殃民，这是严重的不公平竞争。民运和愤青们的说法，在很大程度上证明了他们从来不肯面对现实。

　　诚然，官商勾结不是一件很有光彩的事，但却是一件极有效率的事。换做正常的社会形态下，官商完全可以不勾结，大可相互对等、相安无事，但是同时，官员“为人民服务”的热情也铁定会略有下降，比较选票和银子，趋动的效果或多或少都有些区别。比起“为人民服务”这一主义性的趋动，更是能大占便宜。

　　打破一个旧秩序的形式多种多样，同样，建立一个新秩序的手段仍然多种多样。打破一个旧秩序可以造反、牺牲、打砸抢。建立一个新秩序可以公决、革命、大请愿。但是除此之外更有许多其他的形式，甚至是这种并不光彩的“官商勾结”。

　　比之造反牺牲、革命请愿，官商勾结好像更为平和些，但是显然不会被民运与愤青接受。每到这时，无论新左还是老右，口径便会异常的统一一致：不光彩。

　　不光彩又是个涉及主义、形象的问题。新左或老右，民运或愤青，他们的智力大都只能涉及主义，而无法涉及问题的解决。他们的知识大多只限于吃药或是不吃，而无法判断哪种药有效。所以他们一定会站出来反对，正如老笨在《亢进中的活剧》中所讲的那样，这些人反了就对，不反就一定不对。

　　官商勾结于一处，对于中国的变革来说，有一个大大的好处，这个好处就是官商间的利益趋动将逐渐取代官员们因形象而起的自律。贪官也好污吏也好，他们对社会的主体利益无法直接构成根本侵害。当他们被人欲引诱着走向利益化的同时，他们不健康的牟利方式也必将被逐渐淘汰。在利益化的面前，传统的主义、形象、理想，显然不具备任何优势，万幸之致。

　　中国目前仍在进行一种特权阶级的利益瓜分，这诚然是一种分赃。有了分赃的形式，就能产生分赃的体制。没有理想化情绪化的制度才能是一个良性循环的制度，我们都已看到一次权力的和平交接，这已经是两百年来的奇迹。

　　这个瓜分的过程终将有个完结的时候，当瓜分完利益之后，获得利益的人或群体一定会产生保护利益的诉求。唯一能保护私人利益、保护他们的“既得瓜分”的，就只有更加民主自由化的制度。谁说和平演变不可能？民运与愤青大都无能力进行利益的瓜分，也无能力阻止利益的瓜分，他们甚至连利益如何被瓜分都完全搞不清楚。即便是他们的妩媚，也压根搔不到痒处。

老笨
癸未年五月日成十一
南郊初醉

无间

2003-06-17 20:20

怎么说话才能给皇上听到？”——有感于最近频繁的学者讨论

安替

　　最近突然学者们活跃起来，先是宪政派自由精英持续不断地提倡新政、讨论私产入宪，然后大好人茅老也宝刀未老地点拨时政，告诫大家不要对政府说过头话，政府也不要怕这些本质上忠于我大清的良臣善谏，最近甚至素来观点对立的自由派旗手秦晖竟然也和新左派汪晖、国情派温铁军达成了关于时局的最低共识，真是新朝新气象，各派中国知识精英竞相为新政开处方。

　　当然也有时代的杂音，我的一个不入流的朋友（魔鬼教官）很没有修养地说了这样一句话：“奥斯威辛之后，写诗是可耻的；高强为张文康辩护之后，表扬新政是可耻的。”不过再联想到孙志刚案件的封闭式处理、新青年读书会被判、为上海拆迁户辩护律师泄漏国家机密被抓，我也实在不明白学者们乐的是哪门子观？

　　不过，学者之所以和我们这些群众不一样的地方就在于他们善于脱离群众，人家苦苦学了那么年学问哪是对我们这些知识层次底的小民讲的。你丫懂什么叫超验之维吗？你丫绕的过来什么叫言论自由的相对性吗？你丫又怎么可能对三农问题做彻底的全局的历史的田野的学术的深刻调查呢？

　　还是老外一句话说破。《纽约时报》在报道贺卫方三博士上书人大的时候，点明，中国知识分子已经越来越习惯于在体制内框架解决问题，这种给政府提建议但坚决不给政府添麻烦的想法已经成为当下广大知识分子的自觉认识。

　　不过也有现实矛盾。虽然说中国学者平生所学就是为了让皇上能采纳，但好像目前上达意见的途径少了点。没有议会、没有政治组织、没有可以随便发言的媒体、没有随便上街的方法，连网路言路也被我清华大教授李希光和警察同志们联合管着，那怎么办？

　　学者的智慧是无穷的，他们本着不给政府添乱的精神，没有批评路少的现状，而是以其他的方法，把自己最心底的声音，传递给圣上。据我总结，有这样几种方法：

　　第一、借助老外。清末的时候，《泰晤士报》记者的作用等同于新华社内参记者，现在《华盛顿邮报》《纽约时报》《时代》《信报》等等港台和外电媒体，在中国媒体不会说真话的时代，继续给中国政府提供真实声音，提供决策参考。要不是《时代》刊登老军医的信，就凭中央四台和凤凰那种“灭掉一切添乱来信”的精神，北京的sars疫情如何能迅速解决？

　　第二、上书。农民上书叫越级上访，工人上书叫社会不安因素，都是违反行为。但知识分子上书，只要身份合法、立意良好，不但不会倒霉，反而会收到重用。上书也有很多上发，第一种是像那些老左一样，写一个万言书，在贵族之间传递；第二种是像康、樊那样，在海外媒体发表，然后出口转内销；第三种是像宪政派和茅老那样，架个网站，长期和上面苦口婆心。

　　至于那些只会在BBS上发长帖的民间上书者，大半不入流，连斑竹这关都过不了，还想什么中南海？

　　唉。可惜了了，我《联邦党人文集》白看了。看来那种对人民认认真真发言、希望和人民达成共识的美国式政治家和知识分子，是严重不符合我国国情的。原来我们大中国这十几亿人在中国大学者的眼中都是没有任何价值的蚂蚁，全民族的未来都被寄托在小小中南海的伟大新政上。

　　让我们早晨每天用中英文大声齐喊，新政万岁，万岁，万万岁！

　　他听见了，天啊，他听见了！泪水涌出了我们的眼眶，中国有救了。

无间

2003-06-17 20:22

让我们相亲相爱一百年不动摇

三七

一

　　我的身体不好，前后换过三个大夫。这天，第四个大夫来了。他穿得很朴素，但一看上去就是那种说一不二的人。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揪住前面那位大夫的衣领，在他屁股上重重一踢，把他踢到很远的地方。

　　“你不踢他不走。”
　　他擦擦手。说。我一下子就迷上他了。再说我也恨死前面的大夫了，所以觉得很解气。
　　“只有我才能救你。”他告诉我。我激动得都快哭了。这句话，后来我知道，是疗法之一，每天二十四剂，偶尔还要加服。

　　他住了下来，把以前的大夫留下的一切痕迹清除干净，搜出我家里一切和医学有关的东西，有的烧掉，有的搬到他的卧室里去。
　　然后他开始给我治病。他的药性很猛，我立即全身发热，再也躺不住了。
　　“你从此站起来了！”
　　他宣布。我们一起庆祝。以后每到这个日子，我们都要开Party。

　　　　二

　　大夫（以下凡是“大夫”字样都指他，因为他说了，世界上实际只有他一个真正的大夫，他给我看了辞典，那上面果然写着：“大夫：我。”别的大夫，从此改称“庸医”，“骗子”，“杀人犯”，我的疗法之二就是每天和他一起痛骂他们。当然一般是在家里骂，在外面大夫还是很有风度的，哪次出门都拉上拉链。大夫也有些同门兄弟，他允许称他们为“大夫”，只是要在前面加上“蒙古”字样。他甚至有一个师叔，不过据他说，那家伙靠不住，迟早要被革出教门）给我治订了若干个五年疗程，听起来真是让我兴奋。然而正在我觉得快要好了的时候，病情又开始反复，并有一些新的症状。我开始诉苦。
　　“大夫，我的右腿痛。”
　　他用木棍用力打我的右腿，直到它不痛了。
　　“大夫，我想咳嗽。”
　　他用袜子堵住我的嘴一星期，只是在服药时才打开一会儿。我再也不想什么咳嗽的事了。
　　大夫钉死门窗，不让有毒的空气进来。他检查我的读物，除了《左传》，全都销毁或由他重写。他告诉我，世界上只有一种学问，就是医学（同前例。指他的学问），别的或者是瞎扯蛋，或者是为医学服务的。有些人现在还不信医学，但他们迟早要得大病，到奄奄一息时自会来上门求他。我们经常为这个前景夜不能寐。

　　　三

　　没想到我先奄奄一息了。大夫很生气，认为我不配合他。他再一次检查我的房间，又搜出些东西。
　　“你的病根在脑子里。”
　　他指挥我的手打我的脑袋，偶尔也左右互搏。他看得很满意，说：
　　“这疗法以后要经常搞，至少十年一次。”
　　这条街上还有别的庸医在开业。大夫说，我久病不瘳，都是他们搞的鬼，他们干扰我的心志，在我的饮食里下毒，他们的药气钻进钉死的门窗，腐蚀我的肌体。他用恐怖的语调警告我：
　　“他们会用美好的生活来诱惑你。”
　　“那好的很啊！”我高高兴兴地说。
　　为这句话我忏悔了很久。为了表示悔改，我说：
　　“那咱们去把他们都灭了吧。”
　　大夫认为还不到时候，我还不够健壮，打不过他们。作为练习，他只是叫我去打了邻居的孩子一顿。

　　　四

　　看到我快死了，大夫很发愁。他在我家已经住惯了，还真舍不得离开我。看到他经常为我工作到深夜，我又是感动，又是羞愧自己的素质真是太差了，老让他操心。
　　有一天他从书房里出来，皱着眉头说：
　　“也许那些庸医也有些好的经验……特别是在小的方面……我们不能太骄傲了……我得出去看看他们是怎么治的。”
　　“您可别这么说，治死事小，失节事大呀。”
　　“你死了我怎么办？”他有些发脾气了。“你难道就不为我的名声想想？”
　　大夫出去转了一圈儿，回来说：
　　“咱们的伙食大差了，吃大锅饭可不成。”
　　他把诊金提高了一倍。
　　从此他经常外出，开销虽然大了些，但我们的生活也在改变。他打开了一扇小窗，以锻炼我的免疫能力。还买了两台电视机，他看大的，我看小的。
　　尽管药方没变，他把各味药的用量予以改革，变得不那么苦了。（有一天他甚至把汤都换了。）连我也觉得自己好了一些，这时他开始允许我说一点话，有一天我说：
　　“要不要请别的大夫来看一看？”
　　“胡说！”大夫勃然色变。我很久没见过他生这么大的气了。
　　“我的意思……只是试一试……试一试而已。”
　　“试一试？他们能保证一定药到病除吗？”
　　“这个自然不能……谁又……”
　　“着啊！”他打断了我。“那还有什么好试的？再说，你不还活着吗？今天晚上咱们不是还吃红烧肉吗？放下筷子就乱讲。”
　　“我总是这样打焉儿……”
　　“打焉儿有什么不好？打焉压倒一切。”
　　“我看隔壁的人就……”
　　“隔壁是隔壁，你是你，你们家情不同。你不懂，不和你说了，去把袜子拿来。”

　　　　五

　　大夫发现，那些庸医的凡是有效的疗法，他自己的书也有，只是他以前没注意。
　　“他们抄了我的我都不知道。”大夫闷闷不乐地说。“看来咱们对医学的博大精深认识还不够。”
　　他把医书重写了一遍，修改了一些定义。改动如此之大，我都有点替他担心。好在基本的四条没变，他说，别的也就无所谓了。
　　这四条是：
　　一，只有他才能治我的病；
　　二，只有他的医学才能治我的病；
　　三，只有他的疗法才能治我的病；
　　四，只有他才拥有对以上三条的解释权。

　　大夫说，他生来就是为我服务的。我有时也闹点小别扭，但他从来不用“我不给你治了”一类的话吓唬我；有时我对他尊敬过了头，他还提醒我，他是我聘用的，我是主人，应该时不时的说着他点儿，省得他犯错误。不过我可没见过他犯错误，有时大夫的手，或脚，或别的什么地方会出格一点儿，但大夫本人从未犯过错误，他就压根儿没有这种能力。我们生活在一起，亲密无间，我的就是他的，他的虽然不是我的，但他是我的，也等于他的就是我的。邻居嫉妒我们的关系，经常挑拨我，说他的坏话，我都一一汇报给他。有时我听不懂，也回来问他：
　　“大夫，什么叫‘解聘’呀？”
　　“就是自杀的意思，我的孩子。”
　　我当然不想自杀。于是，就像童话里说的，我和我的大夫快快乐乐地生活了下去，准备坚持一百年不动摇。

无间

2003-06-17 20:25

意淫者必读：向梁少男同志学习

骑白马的农民

我写的东西，总还是想卖两个银子的。很难得不要钱为一个人反复的写东西，但是梁少男同志是不同的。他以大无畏的牺牲精神，赢得了我的尊重，于是决定再为他写点什么。

梁少男同志今年三十七岁，前些日子因为“罗刚事件”进了局子。所谓“罗刚事件”，就是一天入夜，梁同志更名为小原正太郎，打电话到湖南某电台，给支那人民上了一堂“忠言逆耳利于行”的思想课，结果被特务查到，抓进了局子。由于电台当值的主持人罗刚名气比较大，所以此事件定为“罗刚事件”，而没有定为“梁少男事件”，很为梁少男同志不平。

梁少男同志这样做的动机，有人说是搞恶，有人说是取宠，还有人说是吃饱了撑的。我鄙视这些中国市井小人的麻木。梁少男同志自己都对特务们说了，他这样做------不过是为了激起中国人民的爱国热情。中国人民最大的爱国热情，就是对着日本人意淫。当然，要是有真的日本人套弄就更好了，可惜不好找。来中国的日本人，都算是洋人，不管是东洋人还是西洋人，总之洋人出了事，朝廷怪罪下来，谁也担不起的。于是梁少男同志挺身而出，做了一回东洋人，让广大爱国青年们高潮了一回。

我就不只一次收到爱国青年的信息，或发网址的，或发录音的，言下之意，约我一起去论坛上勃起。可惜我知道这个“日本人”就是梁少男同志，而且还是个男的，哪有半点兴趣。于是直言相告。谁知该青年回言：就算他是个中国人，如果这件事是一个日本人做的，您难道不愤怒吗？意思是让我把他当日本人干的好了。我说：不会吧，日本人会这么无聊？结果他就骂我“滚”，然后半晌没了声音，估计是独自到梁少男同志身上套弄去了。

记得古时有个故事，好象出自《西湖二集》。说是延州有个妓女，卖淫却不收钱，让人白嫖。到了后来才明白，原来这个妓女是舍身菩萨变的，因为菩萨见广大人民贫穷，无钱嫖妓，于是化做妓女，让人白嫖，“以济贫人之欲”。现在梁少男同志见广大爱国青年只能意淫，长期下去甚为苦恼，于是化做日本人，“以济爱青之欲”。可见梁少男同志的风格，已和舍身菩萨比肩了。

全体爱国青年们，要好好向梁少男同志学习！

无间

2003-06-17 20:28

杂谈金庸的文字

魔教教主

说到小说就不能不谈文字，金庸的文字是武侠小说里最好的，这已得到了公认。如果我来评品，金庸的文字不仅是武侠小说里最好的，更是五四以后汉语小说中最好的。

　　从懵懂孩提到微近中年，我还算读过不少书，对文字的好坏也有分辨能力，不会被所谓的评论家牵着鼻子走。以前小学、中学上语文课时感到很迷茫，因为怎么也领会不了课本上所选范文的好处。杨朔散文入选课本很多，12岁前我看他的行文还觉得不错，可是到了12岁就感觉他的文字中有一种说不出的做作。这里只是说他行文的矫揉造作，更不必提那千篇一律、令人生厌的抒情模式了。后来一段时间，我喜欢朱自清的散文，可到了16岁后，就难以忍受朱自清式的浓丽和刻意雕琢。总之，入选大陆语文课本的白话文作家在文字上很少有达到高境界的。当然鲁迅先生除外，先生的文字是很有特点的，可惜锋芒太盛，不够圆融。为什么课本所选范文没有什么好文章？估计与选编者的欣赏水准和教育部的僵化思维有关。

　　上学时有那么一种痛苦，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同感。老师和课本都在告诉你：什么是好的，什么是不好的；什么是正确的，什么是错误的；什么是高雅的、严肃的，什么是庸俗的、浅薄的。可是当你发现，你的感觉和老师书本告诉你的并不一样，甚至是完全相反的时候，痛苦和迷茫就到来了。我爱读书，尤其爱读闲书。二年级时捧着新华字典看《三国》、《水浒》、《西游记》，后来看《收获》、《小说月报》、《人民文学》、《清明》……直到高三。五年级时我接触到《射雕英雄传》，读起来不眠不休、废寝忘食。吸引我的不仅是引人入胜的故事情节，还有古朴简洁、平实准确的文字。相比之下，《收获》、《小说月报》……里所谓严肃文学的文字就显得罗嗦和造作，长长的句子和怪里怪气的陈述，显得那么绕口、无味和浅薄。看了这么多年《收获》、《人民文学》…… 给我留下点印象的就是余华（《活着》的作者）写的一篇《鲜血梅花剑》，发表在90年代的《人民文学》上，是半武侠的寓言小说。说句题外话，上海文汇报办的《文汇》月刊，有谁看过吗？这本月刊是当时我国南方文学界的代表刊物。直至90年代初停刊，我通读了十年间所有的《文汇》月刊，没有发现什么好文章。最有意思的竟是刘再复、魏明伦和姚雪垠的笔墨官司。三人中，魏明伦文字功夫最高。

　　自从看了金庸的小说后，所谓严肃小说渐渐在我心中失去了光环；我对这些作家的文字能力和文学功底产生了怀疑？怎么这些专业作家还不如一个写武侠小说的香港人写出的句子通畅。说实话，那段日子，我很是迷惘，怎么会认为通俗小说比严肃小说好？是不是我中了通俗文学的毒。几年过去了，书看得更多了，我也渐渐明白了。金庸的文字功力的确远在这些人之上。只不过，我一开始就按着老师书本的说教，把金庸小说放在消遣小说一类，在心里鄙薄它，不敢承认它的好。直至离开学校，自己也有了明辨是非的自由（不是能力），才敢承认金庸小说的好。唉……，被老师和书本的框框束缚了好多年啊！

　　说金庸的文字好，先谈谈什么样的文字是最好的？语到极致是平常，最好的文字就是老老实实地按事物的本来面目进行描写。返朴归真、老实本分的文字是最美的，有雕琢痕迹的文字在我看来是不美的。大段的排比、叠句铺陈和层出不穷、精心制造的形容词，都有一种扑面而来的匠气。金庸的文字平实自然，求不言自现，像中国传统的文人山水画。其他大部分作家的文字则是匠人工笔画，高下立判。

　　梁实秋也多次写文章论述行文的最高境界就是：绚烂之极趋于平淡。当然这种行文是一种由利返钝、褪尽铅华，绝难做到，和孩童初学写作的稚语童言不可同日而语。金庸的文字便是这样，叙述得十分老实本分，但很有气韵，种种深意、自在其中，不言自见。这种老实可不是赵树理、浩然之流多读一点文言文也写得出来的。

　　我对于中国语文文字有个较为笼统的分法：即为古文、半文半白、白话文。而白话文在1949年又有明显分流，按地域分可分为大陆文学和港台文学，按行文特点可分为欧式白话和传统白话，按阶级分可分为无产阶级文学和非无产阶级文学。前者对中国古文继承较少，关联词和形容词极多，句式长而复杂，欧化很重。《人民日报》社论和领导同志的报告是此类文字代表，大陆有很多专业作家深受这种文风熏陶。此类文字与本文无关，不再多提；而后者继承传统文言文的特点较多，并向西方学习了不少表达技巧，也有欧化，但还是以短句为多，表现出来行文平易朴实，句式简单。这是我很欣赏的一种行文方法，甚至以为 —— 这才是中国人应该写的词句。金庸小说正是后者代表。另一个代表人物是我们大陆的汪曾祺，谢天谢地，总算没在老家绝了种。可汪老在1997年驾鹤西去，呜呼 ……

　　因为央视的缘故，现在大家多谈《笑傲江湖》，我就举几个《笑傲江湖》中的例子请大家鉴赏：

　　五岳剑派各路豪杰在嵩山绝顶商讨合并大事，原书这样写景：

　　“群豪来到这嵩山绝顶，都觉胸襟大畅。这绝巅独立天心，万峰在下。其时云开日朗，纤翳不生。令狐冲向北望去，遥见成皋玉门，黄河有如一线，西向隐隐见到洛阳伊阙，东南两方皆是重重叠叠的山峰。”

　　这段让我也觉得胸襟大畅。悠悠古意、满腔豪气，油然而生。众英雄于嵩山之顶争夺武林盟主的豪情壮志，被烘托得淋漓尽致。这段半文半白的景致描写，没有扎实的古文基础是写不出来的，也是所谓的纯文学、严肃文学作家作品中鲜见的。

　　中国传统小说专注于编构情节，写人物心理不愿花费太多心思，而想通过外在描写，由外而内去反映出书中人物的心理活动，这样才叫功夫。直接描写人物内心深处是如何变化的，在中国传统写法中属于取巧行径，显不出才气和手段。金庸深谙中国文学传统技法，他想表达的意思总是藏在文字后面，要我们去慢慢感受。这就是我在前面两次提过的“不言自现”。冰山只有八分之一浮出水面，八分之七隐在水下，金庸的文字也给我冰山的印象。所以说，金庸的文字好、有境界，也需要读者的配合。如果只看奇巧情节、眩目打斗，是觉不出金庸文字之好的。

　　金庸对于心理描写尽量简洁，点到为止，留给读者感受的空间却是无限。举个例子，令狐冲逃出梅庄，独自一人在小溪边的感受：

　　“自觉一生武功从未如此刻之高，却从未如此刻这般寂寞凄凉。他天生爱好热闹，喜友好酒，过去数月被囚于地牢，孤身一人那是当然之理。此刻身得自由，却仍是孤零零地。独立溪畔，欢喜之情渐消，清风拂体，冷月照影，心中惆怅无限。”

　　这些平实古朴的文辞，微微带有骈体四六句特点的行文，绝好的写出了令狐冲当时的心情。其中蕴含的深厚文字功力，其他作家可能没有吧？从四六句的运用，最能看出作家的文字功底。熟读金庸文章的人，对于金庸四六句的运用肯定印象深刻。

　　最后举一个极精彩的片段，祖千秋和令狐冲谈酒论杯：

　　“祖千秋摇头道：“你对酒具如此马虎，于饮酒之道，显是未明其中三味。饮酒须得讲究酒具，喝甚么酒，便用甚么酒杯。喝汾酒当用玉杯，唐人有诗云：‘玉碗盛来琥珀光。’可见玉碗玉杯，能增酒色。”令狐冲道：“正是。”祖千秋指着一坛酒，说道：“这一坛关外白酒，酒味是极好的，只可惜少了一股芳冽之气，最好是用犀角杯盛之而饮，那就醇美无比，须知玉杯增酒之色，犀角杯增酒之香，古人诚不我欺。”

　　令狐冲在洛阳听绿竹翁谈论讲解，于天下美酒的来历、气味、酿酒之道、窖藏之法，已十知八九，但对酒具一道却一窍不通，此刻听得祖千秋侃侃而谈，大有茅塞顿开之感。只听他又道：“至于饮葡萄酒嘛，当然要用夜光杯了。古人诗云：‘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饮琵琶马上催。’要知葡萄美酒作艳红之色，我辈须眉男儿饮之，未免豪气不足。葡萄美酒盛入夜光杯之后，酒色便与鲜血一般无异，饮酒有如饮血。岳武穆词云：‘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岂不壮哉！”

　　令狐冲连连点头，他读书甚少，听得祖千秋引证诗词，于文义不甚了了，只是“笑谈渴饮匈奴血”一句，确是豪气干云，令人胸怀大畅。祖千秋指着一坛酒道：“至于这高粱美酒，乃是最古之酒。夏禹时仪狄作酒，禹饮而甘之，那便是高粱酒了。令狐兄，世人眼光短浅，只道大禹治水，造福后世，殊不知治水甚么的，那也罢了，大禹真正的大功，你可知道么？”

　　令狐冲和桃谷六仙齐声道：“造酒！”祖千秋道：“正是！”八人一齐大笑。祖千秋又道：“饮这高粱酒，须用青铜酒爵，始有古意。至于那米酒呢，上佳米酒，其味虽美，失之于甘，略稍淡薄，当用大斗饮之，方显气概。”

　　令狐冲道：“在下草莽之人，不明白这酒浆和酒具之间，竟有这许多讲究。”

　　祖千秋拍着一只写着“百草美酒”字样的酒坛，说道：“这百草美酒，乃采集百草，浸入美酒，故酒气清香，如行春郊，令人未饮先醉。饮这百草酒须用古藤杯。百年古藤雕而成杯，以饮百草酒则大增芳香之气。”令狐冲道：“百年古藤，倒是很难得的。”祖千秋正色道：“令狐兄言之差矣，百年美酒比之百年古藤，可更为难得。你想，百年古藤，尽可求之于深山野岭，但百年美酒，人人想饮，一饮之后，便没有了。一只古藤杯，就算饮上千次万次，还是好端端的一只古藤杯。”令狐冲道：“正是。在下无知，承先生指教。”

　　岳不群一直在留神听那祖千秋说话，听他言辞夸张，却又非无理，眼见桃枝仙、桃干仙等捧起了那坛百草美酒，倒得满桌淋漓，全没当是十分珍贵的美酒。岳不群虽不嗜饮，却闻到酒香扑鼻，甚是醇美，情知那确是上佳好酒，桃谷六仙如此糟蹋，未免可惜。

　　祖千秋又道：“饮这绍兴状元红须用古瓷杯，最好是北宋瓷杯，南宋瓷杯勉强可用，但已有衰败气象，至于元瓷，则不免粗俗了。饮这坛梨花酒呢？那该当用翡翠杯。白乐天杭州春望诗云：‘红袖织绫夸柿叶，青旗沽酒趁梨花。’你想，杭州酒家卖这梨花酒，挂的是滴翠也似的青旗，映得那梨花酒分外精神，饮这梨花酒，自然也当是翡翠杯了。饮这玉露酒，当用琉璃杯。玉露酒中有如珠细泡，盛在透明的琉璃杯中而饮，方可见其佳处。””

　　对不住，带着大家读了这么长的一段，不知道大家感觉如何。此段一气呵成，欲增减一字而不可得。诗、酒、英雄气概都入文中，如大江奔流，畅快之极。我每次读到此处，如果有条件，都要痛饮几杯。以好文章下酒，当浮一大白！我在这里举杯遥祝读到此处也有微醺之意的网友，同饮一大杯。

　　说金庸的文字好，和他学习成长的环境也有很大关系。先看看幼时学习环境。金庸出生于浙江海宁查家，查家是有名的“一门七进士、叔侄五翰林”的书香门第。生活在这样一个学者盈门、满室书香的家庭里，耳濡目染，自小便打下了坚实基础。虽然那时取消了私塾，但小学，中学所选用的语文教材仍以古文为主，所以他的古文基础肯定是相当扎实。

　　后来在中学，金庸不仅国文好，英文水平也很高。有一个佐证，1948年《大公报》在全国公开招聘两名记者，考试内容是国文和英文。金庸在三千名应试者中脱颍而出，被录用。三千人选其二，金庸国文和英文的水平可见一斑。

　　金庸在古诗词上也很有很深造诣。《天龙八部》和《倚天屠龙记》回目所用的诗词，都来自他自创。《天龙》回目中有“剧饮千杯男儿事”、“塞上牛羊空许约”、“却试问几时把痴心断”、“红颜弹指老刹那芳华”，即便回到宋代也是绝妙好词。“塞上牛羊空许约”扣题极准，一股无可奈何的凄惋之意发自于心。天妒乔峰能娶阿朱这样乖巧温柔的妻子；天妒阿朱能嫁给乔峰这样顶天立地的好汉。结果竟是牛羊依在、人鬼殊途，空有盟约、阴阳永隔。据说金庸写到这一段时也失声痛哭。

　　《倚天》回目的开头两句，我觉得极为出色，“天涯思君不可忘”、“武当山顶松柏长”，郭襄和张三丰呼之欲出。一句“天涯思君不可忘”引出了郭襄对杨过的刻骨相思，郭襄这段单相思的空间之广、时间之长都以最简洁的词句作了概括交融，令人掩卷三叹。

　　（郭襄同志，你不要再难过了。天涯思君情虽苦，可是全世界还有三分之二的劳苦大众生活在反动统治下的水深火热当中，你要继承郭靖同志的革命遗志把一身高强的武功贡献给世界上最壮丽的共产主义事业，为了全人类的解放而奋斗。在漫长的革命征途中，通过共同的革命斗争和工作，你一定会找到一个志同道合的能共同走完革命一生的革命伴侣。）括号中的文字即是我用大陆文学流派常用的句式和语调所写，同志们很熟吧，作个对比，可以加深了解。

　　其实，读过金庸小说，我心中再也没有严肃文学和通俗文学之分了，有的只是“写得好的小说”和“写得不好的小说”这两种而已。

无间

2003-06-17 20:30

葡萄酒美译诗难

散宜生

　　
台湾的金石堂在附近（以汽车距离衡量）新开了个门市部，买中文书方便了不少。趁着星期天去逛一圈，欣喜地发现，书的品种比唐人街的主售香港流行杂志的小书店丰富多了。秉着“古典看中文，新潮学英语”的读书原则，本人最感兴趣的，自然是那两架子的古典书籍。扫描之下，略为失望。煌煌两架子，一半是“诗经新译”、“唐诗赏析”之类的“翻译作品”。是不是大陆的古诗今译风也刮到了台湾？或者这股风本来就是从台湾刮过去的？

　　古诗今译，对提高古典文化的知名度，固然极有帮助。但是，读者从中能获得多少艺术享受，则是一个见仁见智的问题。译诗之难，难于上青天。人们往往以为难就难在如何保持原诗的韵味，其实，韵味是溶化在原诗的文字里的，根本就是另一种文字所传递不了的；能比较准确地说出原诗的涵义，就已经是上好的译文了。正是这最基本的一条，前人所说的翻译三原则“信达雅”的第一条的“信”，就不是今天的一些缺乏文史知识的所谓译诗者所能胜任的。

　　正好最近看到过一首被“译苑同人”倍加赞扬、称之为“传神严谨”的译诗——诗人绿原翻译的王翰的《凉州词》（原载大陆出版的《唐诗今译集》），印象正新鲜，就以此作为大陆古诗今译的标杆，来比照一下台湾的今译水准。唐诗选家很少有遗漏这首《凉州词》的，把架上的唐诗今译书籍拿出来一翻：该严谨的地方，他们似乎比绿原传神；该传神的地方，他们又比绿原严谨。

　　我们且来看一看绿原的“可以说是几乎同原作一样精彩”的译文：

　　　　酒，酒，葡萄酒！　　　　　　　　王翰　凉州词
　　　　杯，杯，夜光杯！
　　　　杯满酒香让人饮个醉！　　　　　　葡萄美酒月光杯，
　　　　饮呀，饮个醉——　　　　　　　　欲饮琵琶马上催。
　　　　管它马上琵琶狂拨把人催！　　　　醉卧沙场君莫笑，
　　　　要催你尽催，想醉我且醉！　　　　古来征战几人回？
　　　　醉了醉了我且枕戈睡。
　　　　醉睡沙场，谁解个中味？
　　　　古来征夫战士几个活着回？

绿原的文笔自由奔放，说它是再创作，当之无愧。但是要说“传神严谨”，疑问就来了。最大的疑问是，原文哪里有“要催你尽催，想醉我且醉”的含意？

　　原诗说，刚要喝酒，琵琶就奏起来了。琵琶为何要奏？同时代的诗人王昌龄有一首《从军行》，回答了这个问题。

　　　　琵琶起舞换新声，总是关山旧别情。
　　　　撩乱边愁弹不尽，高高秋月照长城。

　　军中的琵琶是邀人跳舞的，这是理解这首诗的关键。诗中的人有没有去跳呢？看来是去了，一个军人，大概不会有绿原那种现代诗人的“要催你尽催，想醉我且醉”、在在处处要表现得与众不同的酸劲。军队里容不得这号人。即使你宁愿喝酒，到舞场边去，手持酒杯，脚奏舞拍，为同袍们鼓鼓劲，高潮处猛嚎几声，再仰头痛饮，这一番热闹，比起有酒无乐的干饮，岂不是更有滋味？「欲饮琵琶马上催」，实际上是歌舞酒筵的景象。何况葡萄酒和夜光杯都不是当时的日用之物，夜光杯不谈了，就是葡萄，比王翰稍后的李颀还说，「年年战骨埋荒外，空见葡萄入汉家」，那也是用性命换来的。因此这更像是卢纶的《塞下曲》中的庆功宴会：

　　　　野幕敞琼筵，羌戎贺劳旋。
　　　　醉和金甲舞，雷鼓动山川。

　　但是，琵琶弹拨的，毕竟是撩乱边愁，跳累了，醉晕了，一丝乡情袭上心头，横跌在地，倒头就睡。「醉卧沙场君莫笑」，这说话的人自己大概也在笑：我为什么要在乎，「古来征战几人回」？这实际上是相当豪放的境界。刘逸生在《唐诗小札》中说得极好：“整首诗的基本情调是昂扬向上的，是充满对军中生活的幻想的。……而「醉卧沙场」，也不是战士觉得有家归不得而借酒浇愁。诗人写下这两句话，其实是壮语，说它是悲壮也无不可。而悲壮却不是消沉伤感的反面。它不是什么嗟叹，也并非无可奈何的谐谑。中唐诗人戴叔伦有两句诗：「愿得此身长报国，何须生入玉门关」，写战士们忠勇的气概，自然很明白；而「古来征战几人回」，也同样是这个意思，不过用笔曲折了一些，并且带些悲壮的情调。”

　　绿原其实还是聪明的，加油添酱还有个限度。台湾的个别译者，大概是在歌舞升平中待久了，过分为古人担忧，居然说琵琶是催人出发去打仗。在这个严谨的地方，他们也未免过于“传神”了一点，唐人作品中，哪有把琵琶作鼓角用的例子？

　　美国诗人 Witter Bynner，和一位华人文学教授合作，化了十年时间，将《唐诗三百首》在１９２９年第一次全部译成英文。这两位教授的文学水平，显然比一般的今译者要高。对这首《凉州词》，他们的译文是：

They sing, they drain their cups of jade,
They strum on horseback their guitars.
... Why laugh when they fall asleep drunk on the sand?
How many soldiers ever come home?

上来就添加了“他们歌唱”，这一句很巧妙。《凉州词》本来是写了给军士们唱的，译者把它化暗为明，同时又借此规定了原诗的基本情调。动词 strum（漫不经心地弹奏乐器）准确地摹写了当时的气氛，也避过了那个难译的“催”字。与绿原相反，英译者几乎是只减不加。这种不妨称之为 Keep the Barebone 的翻译手法，用在英译，可以接受，反正读者是了解多过欣赏。但是，如果用在今译，或许就会过于“严谨”，而错失了必须“传神”之处。

　　绿原译文的第一句就是个严谨而不传神的例子。“酒，酒，葡萄酒”，绝对地正确，绝对地严谨，难道这么简单的句子也有传神的问题？翻翻清代人注的唐诗集，他们在这里一定引用《史记》和《十洲记》中关于大宛葡萄和西域玉杯的记载，以表明这酒和杯都是异域殊方的珍品。译成白话后，读者见到的不再是古典文字，连带地也失去了从古典文字到它的历史内容的联想，要保持原诗中那种对军中生活的幻想，和通过这幻想传达的大唐初年的那种昂扬向上的基本情调，我们或许应该在文字上不“严谨”一次：

　　　　酒，酒，大宛的美酒！
　　　　杯，杯，西域的玉杯！

如果还是直说「葡萄酒」、「夜光杯」，在只能读今译的古诗爱好者的心里，会不会下意识地把诗里的「葡萄酒」认作了今天街角小杂货店里的随手可买的葡萄酒？

　　你要不以为然，不妨欣赏一段金庸的妙文。在《笑傲江湖》第十四章“论杯”里，黄河老祖之一的祖千秋教令狐冲如何匹配酒具时说：“至于饮葡萄酒嘛，当然要用夜光杯了。古人诗云：「葡萄美酒月光杯，欲饮琵琶马上催。」要知葡萄美酒作艳红之色，我辈须眉男子饮之，未免豪气不足。葡萄美酒盛入月光杯之后，酒色便与鲜血一般无异，饮酒有如饮血。岳武穆词云：「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岂不壮哉！”

　　金大侠的中华文化功底众所周知，他的想像力更是令人叹为观止，可惜百密一疏，将此时的葡萄酒误认作了彼时的葡萄酒。据明人唐汝询在《唐诗解》中说，“蒲陶酒西域有之，前代时有贡献，及太宗破高昌，收马乳蒲陶实于苑中种之，并得其酒法，遂造酒成绿色，芳香酷烈，长安始识其味。”出生在西域又好饮的李白，以大江为酒，「遥看汉水鸭头绿，恰似葡萄初发醅」，可作唐时葡萄酒为绿色的另一证。由此可见，王翰笔下的壮士们，所喝的并不是今天通常所说的红色的葡萄酒。

　　曾见洋人说中国人野蛮，以吃人为荣，岳飞的名句也是证据之一。要是他看过《笑傲江湖》，就会知道，一切都是翻译惹的祸。所谓的「匈奴血」，只是带有中国特色的葡萄酒而已。国人节俭，拿了人家的方子，把榨汁酿酒改成连皮带肉一起蒸，弄得酒色鲜红如血。至于「胡虏肉」，则大概是一种从西方传来的面包吧。

无间	2003-06-17 20:31
借杂谈存点东西,一天就够.

拔刀斋	2003-06-18 12:28
本本,这帖可以删掉了

阿苯	2003-06-19 11:40
好文章啊，大家看好了。不删了，我想把它分开，成不？

拔刀斋	2003-06-19 15:03
有两篇太敏感了

立军	2005-02-05 18:1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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