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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历史学是在做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历史学号称要求真，然而（以我的理解）求真是不可能的。如伽达默尔所说的，历史研究的实际上不是历史本身，而是对历史本身的解读。既然带着先在的偏见去研究历史是不能避免的事实，那么就不要讳言历史的“相对真实性”。既然你承认历史研究本身就有方法、先在偏见、资料等诸多问题，那么为什么又要赋予此种条件下产生的一些观点绝对的可靠性？再一点，看到老百姓们把《康熙王朝》、《走向共和》等电视剧的所有情节都视为历史本身，心里真是说不出的味道。这一现象可以探讨的有很多，在这里我想说，历史哲学家们应该让广大人民知道一点，没有什么绝对真实的历史，只有带有“合理偏见”的历史，我们能做到的最好的历史研究也就是带有我们这个时代最公正的“合理偏见”的历史。
2、据我所知，历史学研究是经验主义的研究，或者更进一步说，是实证主义的研究。它讲究的是从事实出发。事实本身包含着丰富信息，其中的每一个信息都可能揭示出历史的重大秘密。而现在通行的是“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马克思主义是一种强理性主义，以一种强理性主义来“指导”一门充满了丰富性的、生动活泼的学科，历史就被支解成了一块块“文明的碎片”，那实在是非常糟糕的。退一步讲，我们承认研究背后必然有一种理论在审视历史，但是（假定纯粹真实的历史只有一个）历史的丰富性很大程度上在于我们看历史的方式的丰富性。规定只能用一种方式去看历史，是对人类智力的一种玷污。
3、历史研究向来有一种说法，“以史为鉴”，即通过学习和研究历史，找出历史的规律，从而更好地设计和实现明天。这种说法的核心和基础是历史归纳法，即认为通过从个别历史现象出发，可以上升到一个超越个别的一般，而这个一般是适用于所有领域的。但是这实际上是不可能的，关于这一点，我听过最有趣的一句话是：“我们从历史中得到的唯一教训，就是我们永远不可能从历史中得到教训。”卡尔·波普尔在《猜想与反驳》中论证了这一点。把波普尔的哲学移植到历史学中，我们就会得出以下结论：不同于纯粹的数字重复，历史中重复出现的事实其实是有差别的（历史始终是人参与的历史），其实是我们观察背后的那种理念（或者说，信念）使我们“发现”了不同历史现象的相似性，并把这种相似性当成了同一性，即基于一种基础性的理念把它们看成是重复出现的同一历史事实。然而这种“以史为鉴”的观点还是非常流行，我自己也常不经意地犯这样的错误，看来这很可能是我们自然心理结构中的一部分。但是这种观点是很有害的，按波普尔的讲法，它的必然后果就是导致所谓的“乌托邦工程”的产生：我们通过研究历史就能找到历史的钥匙，就能开启人类幸福的大门——这是个彻头彻尾的谎言。它以貌似理性主义的科学研究开始，以宗教彼岸世界式的幸福为归宿，这中间却充满了大量的非理性，尤其是暴虐的、非人道的貌似理想主义的东西。正如波普尔说的：“乌托邦的理性主义是自我毁灭的理性主义。无论其目的是多么仁慈，它所带来的结果不是幸福，而只能是那种在专制政府之下的可诅咒的常见的苦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