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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 : [分享]黄仁宇作品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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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发表于: 2004-05-31   

[分享]黄仁宇作品集

  黄仁宇,一九一八年生于湖南长沙。抗战期间及战后,曾担任国军下级军官十年;自成都中央军校毕业後,任陆军第十四师排长及代理连长。一九四三年加入驻印军,任新一军上尉参谋。一九四四年五月曾在缅甸密支那负伤,受颁陆海空军一等奖章。抗战结束,任第三方面及东北保安司令长官司令部少校参谋。一九四六年参加全国考试後,获保送入美国陆军参谋大学;毕业後曾任国防部参谋。一九五零年以中国驻日代表团少校团员的身分退伍。再度赴美後,于密西根大学攻读历史,获博士学位(一九六四)。曾先後在南伊利诺大学和纽约州立大学任教,又曾任哥伦比亚大学访问副教授及哈佛大学东亚研究所研究员。著有《万历十五年》,《中国的大历史》,《赫逊河畔谈中国历史》,《地北天南叙古今》,《放宽历史的视界》,《资本主义与二十一世纪》等书。曾参与《明代名人传》及《剑桥中国史》的编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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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中的影,镜中的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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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发表于: 2004-05-31   
[zz]黄仁宇现象
作者:刘志琴

  黄仁宇先生的《万历十五年》,1962年在中华书局出版不久,我就读了这本著作,并深深地为这新颖的题材和写法而吸引。但是同行中也有不少人对该书颇有微词,按照大陆史学界传统的看法其实也是在50年代以来,这很难算是学术著作,没有大量的引文和资料,没有条分缕析的章节,通篇是大白话,不过是一本通俗小册子,上不了专家的案头,当然更不劳专家去评论。

  然而就是这样一本薄薄的,装帧简单的小书,销售额逐月上升,在史学著作发行普遍不佳的情况下,这本书像是闯出来的一匹黑马,不容得人们不正视。怎样评价这本书一度成为明史学界颇有争议的话题。记得在南开大学第一届社会史的讨论会上,我与明史老前辈郑光挺教授坐在同一饭桌,他对此侃侃而谈,大意是明末是中国历史上新旧交替而又极其重要的时期,作者能把这一时期关键性的人物、典章制度和复杂的政治文化现象,融会贯通,系以一年,抒发自己的见解,以简约流畅的文笔,描述了王朝末世的社会状况,是有功力的。当下《历史研究》的编辑就向郑老约稿,表示要支持一下这本书,郑老指向我说:“你约她写。”我因为手中忙于他事,不便承诺,虽经多次催促,也未能启动。

  虽然我没有就该书写评论,但非常关注这本书的社会反响,眼看一版再版,由简装而精装,其销量十多年不衰,可谓创下了历史著作出版的新记录。尤其引人兴趣的是,《理论信息报》在80年代曾经刊载,在作家中进行“最近读什么书”的调查,有5个作家列出近期阅读的书目,各人都不相同,连当时在文学界最走红的作品,也只有1个人次;唯一的例外是《万历十五年》,同时出现在两个作家的书目中,其概率是三分之一,比其他作品每种只占五分之一来说,高出了一倍,而且是跨了学科。虽然这只是短时段的抽样调查,不无局限性,却对史学界提出了一个带有挑战性的问题:大陆已出版的历史著作何啻成百上千,在此调查中没有一本打进作家的阅读书目,只有《万历十五年》有此幸运

  在史学家们喋喋不休争议这算不算学术著作的时候,读者却作了自己的选择,而且不是文化层次低的,是作家。如果对历史有兴趣的文化精英都不垂青国内的史学著作,那这些著作又给谁看邵燕祥先生有一次对我说:“看了你的一篇学术论文,写得不错,能有几个人看哩”我讪讪地回答:“大约就是同行吧”。“同行中有多少”“也就搞相同课题的人。还要有机会看到这一杂志的,十几个、几十个,不会多。”作为一门在古代显赫一时的历史学,在现代读者愈来愈少,已是不争的事实。这反映史学的社会功能,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发生了变化。是人们对历史丧失了兴趣

  不尽然。改革开放以来人们阅读的内容愈来愈多元化,但是选择的多元并未冲淡对历史的兴趣,影视中最走俏的是历史剧,不论是正说还是戏说,都拥有广大的观众,如果这方面的问题不在读者,那就要请作者反思在《万历十五年》受到读者普遍欢迎的时候,在圈内叫好的却不多,至少在80年代是如此,正就了中国的一句老话“墙里开花墙外香”。要知道在极“左”思潮泛滥的时候,史学是个重灾区,不仅是“评法批儒”搞乱了思想,更重要的是阶级斗争绝对化的影响和空疏学风,把本来是有血有肉,生动活泼的历史,变成僵化的八股,干瘪的教条,使人望而生烦。这一状况迟迟没有改变,80年代初学术界流行一句顺口溜:“解放了的哲学,活跃的文学,繁荣的经济学,沉默的史学。”如实地反映了改革开放初期的史学,在文史哲经四大学科中处于滞后的局面。《万历十五年》在这一时期出版立即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反映了民众对教条化的史学读物早已厌倦。且不说别的,就是将一个王朝的盛衰浓缩到一年的这一研究方法,在国外屡见不鲜,而在大陆30年见所未见;以人物为主线,从政治事端、礼仪规章、风俗习惯描绘社会风貌,就引人入胜;在论理中有故事有情节,具体生动,不落俗套,使读者兴趣盎然。我想,如果不是《万历十五年》而是其他历史著作捷足先登大陆,只要有类似的特点,也一样有轰动效应。

  然而可悲的是,在读者以自己的选择表现好恶倾向的时候,史学界的同仁并非都能由此促进史学观念和研究方法的变革,甚至有囿于成规,对《万历十五年》置以不屑。读者的选择与研究者的价值判断两向背反,这在50年代、60年代和70年代是不可思议的,因为历史学的高度意识形态化,使史学读物成为政治读物的一种,又有谁敢在史学问题上与政治较量,太平天国、农民战争、李秀成、海瑞等等许多历史问题的论争,从一开始就是作为政治问题提出的,民众只是被动的接受者,难以有自己的独立思考和选择。改革开放促进了民众自我意识的觉醒,对《万历十五年》倾注的热情,反映了民众渴望史学变革的愿望,而圈内的史学工作者却滞后民众的需示,造成“墙里开花墙外香”,这可称为“黄仁宇现象”,这一现象又是在特定的条件下产生的社会文化现象。

  事实上,《万历十五年》并非是黄仁宇先生的力作,在这以后大陆相继推出他的《中国大历史》、《资本主义和二十一世纪》、《纳逊河边谈历史》也未引起如期的反响。但是《万历十五年》发行的常胜不衰,反映了大陆至今还没有取代它的同类著作,是大陆缺少行文论史的高手当然不是。是史学工作者无视读者的需求也不是,从六七十年前史学大家顾颉刚的《秦汉的方士与儒生》、张荫麟的《中国史纲》等名著成为雅俗共赏的上品来说,国内史学界并不缺少学术著作通俗化的传统,为什么现在的同类作品反而难如人意这既不是作者和读者的问题,那就要考虑,是不是学术导向有所缺失或偏差

  自然科学界已有这样教训,出重金悬赏优秀的科普读物,经年无人问津;鼓励、邀请著名科学家写作科学人文著作,更是门庭冷落。如果说自然科学以大自然为研究对象,面向读者并非是专业方向的话,社会科学界以古往今来的社会为研究对象,面向社会的需求理应是天经地义的任务,而社会科学界连自然科学界的这一步也未做到。如果说是全不理会,也不是,试看时下的有关社会生活的历史读物,热热闹闹,花花哨哨,仔细一琢磨,这全是市场运作,靠市场驱动并不错,但市场的急功近利,又肇致此类读物低水平的简单重复。要提高这类著作的水平非要有经年累月的积累和研究不可,这又缺乏国家社科基金的支持和鼓励。以与民众最贴近的社会风俗史研究来说,至今尚未进入国家社会基金资助的范围,在中国史学史上有关风俗通、风俗论的佳作迭出,东汉的应劭,清初的顾炎武,都以一代大师之才写出传世之作,至今此类题材反而视为另册,岂不是咄咄怪事看来史学研究资助的重点仍然拘守于政治、经济、思想、中外关系等传统范畴,而这一范畴已形成研究课题和写作体裁、风格的既定框架,很容易框定作者写作才能的发挥,因为违背这一程式的往往不被学术性所认可,横跨在作者头上的无冕之王——职称,更是一把杀手锏。种种导向都限制了从这一领域的开拓和深化。

  市场经济的发展推动了新一代文化市场的发育,90年代大众文化崛起,以锐不可挡的态势,改变了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的传统定位,史学著作也失去神圣的光环,从资政济世的高阁,下移到平民百姓的书桌,甚至成为茶余饭后的消闲读物。史学研究者从“代圣人立言”、“帝王师”,沦为民众的一枝笔,这对专事研究王朝盛衰,社会发展规律的大抱负、大事变、大业绩的治史传统是个挑战。史学著作从治国经邦到阅世知人的转化,不仅要开拓前从未涉猎的领域,也在改变研究课题的方向,芸芸众生的穿衣吃饭,婚丧嫁娶,消闲娱乐,登上了大雅之堂。在读者、作者和市场作出这样选择的时候,科学研究基金尚未能跟上这一迅速变化的趋势,以鼓励和资助的方式提高此类著作的含金量,把这类民众最关心的课题弃之市场运作。而市场急功近利的操作,短平快地成批生产,使得这类作品缺少学术研究的基础,数量愈多,质量愈差,好作品难得一觅。出版热点与研究热点的分离,在市场经济中是可以理解的现象,但长此以往,在学术界有地位的,不是社会需要的,社会需要的又未必是学术界看中的,这何以提高大众读物的水平《万历十五年》正是从这一方面满足了读者的需要。

  在80年代初未能践约的书评,想不到在黄仁宇先生逝世后,又受到约稿。18年过去了,回顾这一历程,“黄仁宇现象”实际上是对史学界的警示,学术研究应该走出狭小天地,从面向上层和少数精英到面向非专业化的读者,实现为社会服务功能的转化。
水中的影,镜中的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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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发表于: 2004-05-31   
[zz]纪念黄仁宇
作者:佚名

  黄仁宇先生辞世了。这是进入这个千年以来,最让我黯然的消息。
  黄仁宇先生应算是史学界的异数。他半路出家,发愤苦攻,在大多数国人已经子孙绕膝、准备颐养天年之时,而终能以一介白首而成为有所成就之职业历史学者,其人之愍志学术之毅力,在这个崇尚未老先衰和不学无术之时代,凿要让人敬佩。他从为大多数人视为学术生涯终点之时际出发,年五十七始发表第一篇著作,到今以八二高龄谢世,中间凡二十五年,勤奋终始,笔耕不歇,学术造诣亦日臻完善;夫子所谓“朝闻道,夕死可矣”之精神,在他身上得到完美之发扬。因此,无论其学术造诣如何,其史家地位该如何评定,其人谨严的追求学问之治学精神,亦足垂范后人。
  考察历史,不外两种方法:一种是从大处居高临下地看,大刀阔斧而不纠缠于细枝末节,以试图厘清历史发展之大脉络为目的,尤以现代英国大史家汤因比(ARNOLD TONYBEE)之“大历史”(MACRO-HISTORY)观点为代表;以此出发,达至通史。此一史观在西方,或还可追溯至十八世纪大史家吉本(EDWARD GIBBON),甚至更早,到今天仍为一些著名史家所秉持,如在斯特夫里诺斯之近著(Leften S. Stavrianos, Lifelines from our past: a new world history);另一种是从小处、细微处入手,以阐发清特定历史时期之特定历史事件为目的,若著者功力深厚,则或可牵藤摸瓜,连带考察出更多问题,以此出发,常为专史;尤以我国现代大史家陈寅恪为代表,如其通过考察陕西关陇集团而证出唐代政治制度特点,更是由小及大之典范。此二种方法,各有利弊;前者有如从望远镜中看历史,视野开阔,气魄恢宏,线条粗旷,如此则难免会流于浮浅,力度不够,使人每每知历史事件之所以然,而不知其然;后者有如从显微镜中看历史,细腻明晰,有时则难免困于一隅,不能旁通,使人只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当然,尤其在大史家之著作中,此二者并非泾渭分明,严格划清,而是互有参杂。因此,这种两分法只代表了史家历史考察法之倾向性,而不是非此即彼。
  黄仁宇先生致学于哈佛学派和剑桥学派之间,其史观自然难免会杂有两派之特点。两派观点虽有差异,如哈佛学派之费正清先生“重分析”、“用演绎法”,而剑桥学派之李约瑟则“以综合为主”,(《中国大历史》),然而两派都不愿拘泥于历史之片断,而试图要厘清整个历史发展之脉络,因此实质上都有汤因比之“大历史观”之特点。黄仁宇先生亦自称信奉大历史观,试图“将宏观及放宽视野这一观念导引到中国历史研究里去”(《中国大历史》),从而高瞻远瞩地考察中国历史,这些特点,尤其在《中国大历史》、《赫逊河畔谈中国历史》等著作中,得到了体现。然而治大历史必要有扎实之史学功底,穿透时空隔阂之强劲穿透力,和敏锐把握历史命脉之深刻之透视力:而要把此三者用到纯熟精炼之地步,殊为不易,即便博学宏视如汤因比,也不能说是成功。黄仁宇更因受后天限制,治大历史自然难免要力不从心。因此,虽然先生其志可钦,其情可叹,这后两部著作,却明显现出力度不足,我以为他的努力基本可归为失败。
  然而黄仁宇先生的史家地位,并不定乎此。他之必可在史界争一习之地,在二十年前之《万历十五年》,甚至更早的《明代十六世纪的财政与税收》中,即已奠定,尤以前者为代表。在此二著作中,虽然黄仁宇先生自称是以大历史观之方法来考察,“不斤斤计较书中人物短时片面的贤愚得失。其重点在将这些事迹与我们今日的处境互相印证”,“不是只抓一言一事,借题发挥,而应竭力将当日社会轮廓,尽量勾画,庶几不致因材料参差,造成偏激的印象”(《万历十五年·自序》)。然而从其中仍能隐隐地看到陈寅恪之影子:即从漫长历史中之一个横切片出发,“从技术的角度看历史,不是从道德的角度检讨历史”(《中国大历史》),于此征及历史的前缘后续,从而阐发出明末政制税制诸特点,借此以更“确切看到中国传统的社会、政治、经济、思想等等有它们的结构与节奏,也有它们牢不可破的特点”(《万历十五年·自序》)。当然,黄仁宇先生并未止于此,而是同时还试图把那个狭小的历史切片放诸于一个被人为拉大的历史时空之大视境中去考察:这里就现出了大历史之特点。从前一个考察来说,黄仁宇先生的努力是颇成功的;然而在后者上,则并非无懈可击。无可如何,《万历十五年》亦足可使其人在其所处身的史杰辈出之时代之末,留下自己的身影。
  黄仁宇先生作为史家之另一贡献,还在于他之努力将历史研究从陈寅恪式的纯学术之高台楼阁中解放出来,以相对通俗易懂之方式进行普及,使大众能有兴趣去了解本国之史。他的《万历十五年》等著作,在不失史家谨严之基本原则下,同时又能让大众愿意去接受,使得了解历史不再被识为畏途、不再是几个历史学家斋中之物,若按现代大史家钱穆先生之不知一国之史则不配作一国之国民以观之,则黄仁宇先生之欲树国民历史性格之功,亦不可没。在此点上,他又继承了钱穆先生的特点:作一个真正的平民学者。历史研究乃与人紧密相关,人是历史考察对象之基本构成要素。平民作为整体,更也是创造历史之主要力量。同时,历史研究之根本目的,还是为了为以平民及其他集团所构成之人群于现在和未来之行进,指明方向。因此,如果历史研究远离了平民而必要寻求束之高阁之纯学术,虽然不可以之为不可,却总还是一大缺憾:这也是钱穆及黄仁宇高明于陈寅恪先生的地方。《万历十五年》诸著作于此亦足可无憾后人。
  黄仁宇先生之为人景仰者,当然还远不止此。其人侨居海外,而心怀故国故民,以老迈之身,致身学问,“宁羞白发照渌水,逢时壮气思经纶”;以败军之士,能抛弃党私,治学但以探索民族前途为第一要务,其炎黄赤子之心,天可为鉴。“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吾人主义固可不同,而为民族之振起孜孜以求之心,则无所不同,又岂能如今天的一些所谓的“学者”那样,为一己之利、一家之益、一党之偏,而去出卖民族国家之利益,甘为人之家奴呢?
  “死去何所道,托体如山阿”。黄仁宇先生的学术观点或可商榷,他的史学地位或可再辨析,由后人评说;他所从事之事业虽未竟,中华民族亦正处于或再次振兴或继续沉寂之极为关键之十字路口,诸多问题还有待于我们及我们的后来者们去继续思考、探索。然而他之为一今已不多见的有良知之真正的民族学者,他之为探索思考民族前途而付出的不懈努力,都足可为后人纪念。“嗟尔君子,无恒安处。靖共尔位,正直是与”,黄仁宇先生的路还需要后人接着走下去。然而他在他曾走过的路上留下的蹒跚脚印,却已无能被轻易抹去。他亦将以此,赢得不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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