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往事，惜流芳 （ 一部分）
作者简介：朱雯，1911年10月12日生，上海市松江县人。1932年毕业于苏州东吴大学，曾任江苏省立松汪中学、广西省立桂林高级中学教员，上海法学院、上海财经学院、上海震旦大学文学院、上海师范学院教授。现任上海师范大学教授、文学研究所名誉所长；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作家协会上海分会理事，国际笔会中国上海中心会员；全国高等学校外国文学教学研究会副会长，中国翻译工作者协会名誉理事，上海比较文学研究会副会长，上海翻译家协会理事。主要著作有：长篇小说《动乱一年》，短篇小说集《逾越节》、《不愿做奴隶的人们》、散文集《百花洲畔》等。主要翻译作品有：苏联阿·托尔斯泰著长篇三部曲《苦难的历程》、《彼得大帝》，德国雷马克著长篇小说《西线无战事》、《流亡曲》、《凯旋门》、《生死存亡的时代》、《里斯本之夜》等。
说来也许你不会相信：我虽然跟外语打了六十多年的交道，可是作为一个学生，我学外语学得并不好；而作为一位教师，我教外语教得更不行。外国语言没有根基，外国文学缺乏修养，熟悉我的朋友知道得很清楚，所以凡是要我写这方面的文章，我每每虚与委蛇，一拖二赖，而他们也总是宽大为怀，不予深究，就让我不了了之。此番本书编者约我写篇回忆录，我照例一再推辞，理由很简单：既然我自己学得不好，教得不行，还有什么可谈的？但继而一想，这理由对我来说尽管是千真万确，可在有的同志看来也许还以为是自谦之词，为了证明我确非虚假，就把那几十年来学、用外语的因缘始未，趁这机会细细从实道来；似乎也不失为一种明智的办法。更何况纵无经验值得总结，也必有许多教训可以吸取，于人于己都不会是全然无益的。
我学英语是从高小年级开始的，那时我虚龄十二岁。老师姓周，人又瘦又高，常年戴一副墨镜。每次上课，他总是把生词抄在黑板上，先来个范读，随后手执教鞭，在学生课桌中间巡回，他范读一遍，我们就跟读一遍。有时有人把字音念错了，他便用教鞭在学生的课桌上拍打几下，责令大家纠正，一遍又一遍。学生们最喜欢听他念“How do you do？”因为念的时候老师的劲头挺大，声音特响，表情最足，教鞭在空中挥舞了一下，于是学生们就跟着他念“好----多----多？”我们初学英语，也说不上有什么兴趣，只觉得十分新鲜，而且又非常害怕，特别是老师戴的那副墨镜，叫大家捉摸不透他到底在瞅着哪一个方向，所以上课时不大敢做小动作，考试时也不大敢作弊，这一年总算打下了一个说不上是好还是坏的基础。
学外语，我毫无“家学渊源”。父亲只知“之、乎”，不识“A、B”。可是说来也怪，他对外语倒极感兴趣，认为英语有用，认为我应当特别用心，学好英语。1923年夏天，我从高小毕业，父亲就郑重其事地把我从家乡带到上海，报考南洋公学（即后来的交通大学）的附属中学。他的目的是想让我将来进入南洋大学，毕业后可以在铁路上工作，所谓“吃铁路饭”也者。考试结果，自然是“名落孙山”。分析落第的原因，主要是英语不过关。考试那天，主考英语的是一位女老师，她收了笔试考卷以后，当场还叫每个考生念一段英文，解释一下意义。我不记得她当时叫我念的那段英文是什么内容，但我记得有好多个词都不认识，因而急得满头大汗，念得结结巴巴。结果未被录取，原是理所当然的事。后来我考取了家乡的一所省立中学。父亲为我的初试落第而大为失望，但对我的前途还是十分关切，觉得“铁路饭”既然吃不成，就得准备吃“海关饭”或是“邮政饭”，因为在当时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中国，铁路、海关、邮政等部门的工资特别高，而且是“金饭碗”，一旦踏进门，只要不犯大错误，一般是长期聘用的，而且退休以后还有“养老金”。这三种行当都公开招聘，而考试的重点科目是英语，父亲要我学好英语，为的就是这个目的。正好父亲有位朋友的儿子在苏州东吴大学念书，从他那里知道东吴是一所教会办的学校，校长、教师很多是美国人，课本是英文，交谈用英语，在那里读毕了业，去应考就不太会成问题。这自然使我父亲砰然心动，便不顾我当时虚龄只有十四岁，连自己的日常生活也还不大能料理，也不顾我母亲怜惜我身体瘦弱，舍不得我远离，竟就托那朋友的儿子为我办好一切手续，于1924年春节过后让我转学到了苏州东吴大学的附中读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