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外语（部分）
作者简介：陈冠商，本名陈兆卿，笔名陈梓江，1919年4月生于浙江鄞县（今宁波市）。小学和中学在上海求学，1935年底投身一二. 九运动，后去浙江嘉兴做造纸工人，1937年7月抗战爆发，回到宁波，同年10月参加中国共产党，先后担任奉化县政工队队长、中共鄞县南乡区委书记、中共鄞县县委委员等职。1939年去昆明，在中苏文化协会、滇缅公路局、云丰造纸厂等单位工作。1942年进西南联合大学先修班，后进西方语言文学系1946年西南联大迁返平津，就读于北京大学。在大学学习期间，积极参加抗日、反蒋活动，曾任北大系、科、级学生代表大会主席。1947年7月北大毕业后回沪，在民丰造纸公司和杭州华丰造纸厂工作。全国解放后先后调军委上海联络局、上海国际活动指导委员会任职。1957年9月进上海师范学院任外语系主任，1981年去丹麦洛斯基勒大学讲学；现任上海师范大学外语系教授，宁波大学顾问，上海市外文学会副会长，全国英语教学研究会常务理事，美国文学研究会理事，《译林》杂志编委。编有英语教材两套，出版译作十数本，其中《十字军骑士》的译本于1983年荣获波兰文化荣誉奖。
1935年底爆发了一二·九运动。我全身心投入了这个伟大的民族救亡运动。随后，我响应“到民间去”的号召，放弃最后一学期学业，高中没有毕业，就到嘉兴民丰造纸厂做工去了。两年之后，抗战爆发，我从嘉兴回到家乡宁波做了两年抗战救亡工作。这四年里，我随身带了一本英文书和一本英汉四用字典，有空就大声朗读课文和查查字典。我在宁波期间，写过几十篇以抗战救亡为题材的散义、杂感、小说和诗歌。这个时期的中文写作对后来从事翻译工作有很大帮助，可以说是必不可少的翻译前的准备工作。
之后，我到了抗战大后方的昆明，在昆明中苏文化协会做苏联文化的介绍和传播工作。十月革命展示了人类光明的前景，我白天做工作，晚上就进俄文字修学校读俄文，学习的方法还是大声朗读，背单词，背课文，抄写课文。与此同时，我还是不断地写杂文，写小说，写诗歌，写评论。我一面读俄文，同时还挤出时间来在青年会夜校补习英文。但主要的精力是放在读俄文上面。我的体会是中文的修养有助于学英文，英文的知识有助于学俄文。我在晚上读了一年俄文，就利用一本《露和辞典》（这是一本用日文解释俄文的字典，我不懂日文，但日文中有汉字，大约猜测其意思）从《真理报》上译了一篇《法国沦陷区杂记》发表在《云南日报》上。我的俄文老师很高兴，送我一本当时极难得到的《俄英字典》。我自己也很高兴，因为这是第一次从单纯学习外语到实际使用外语。它大大地促进了我的学习积极性。
1942年秋我进了西南联合大学的先修班。因为高中没有毕业，要读一年先修班，补习中文、英文和数学，才能进入大学本科。这一年我读得很用功，因为只有成绩好，才有希望进大学。所谓用功，无非是背书而已。学习方法上又多了一条：课前预习，课后复习，而以复习为主。复习是为了应付考试，但养成了习惯，就觉得“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了。这一年的外语学习，以英语为主，俄语为次。但俄语的成绩也加强了我学英语的信心。这一年无论英语或俄语，都没有专门学语法，语法都是结合课文学习的。俄文的语法是在一年之后才学习的，而且基本上是自学。语法的学习要在掌握了相当丰富的语言现象之后再进行，才更有效。因为语法就是从语言现象里抽象出来的。没有足够的语言材料，无法理解语法的抽象原则。掌握了足够的语言材料，再学语法，就能进一步有效地去分析语言现象，从而大大地提高了学习语言的效率。
进了西南联大西方语言文学系，主修英文，第一年学得很苦。因为当时所有课程，除国文和中国通史之外，几乎全部用英语讲授，听不懂。教师指定的主要参考书也都是英文原版的，程度太深而速度又快，看不懂也来不及着。教师讲课都是重点发挥，旁征博引，考试大多是考这些内容，必须当堂做笔记，但是记不下来。然而考试不及格是要留级或甚至被退学的。没有别的办法，只有努力的听，拼命的记。下课以后同学之间相互对笔记，凑出一份比较完整的笔记来。看不懂的书也相互讨论，每人准备一段，甚至一句，终于弄清楚了参考书的意义。考试之前，各人复习，相互诘难，基本上把考试规定范围内的要求都背了下来。这样刻苦地学习，经过半年，教师课堂上所讲的内容都能听懂了；再经过半年，凡教师所讲的，不论用汉语或英语，都能逐句甚至逐字记了下来。这一年，英语和各门功课都有很大的进步。英语的听力大大提高了，阅读的能力也大大提高了，英语笔记的能力有助于英语的写作，在这方面也有了提高。更重要的是，在这种情况下，我培养了自学的能力。培养学生自学的能力应该是大学教育一个重要的手段，也是一个重要的目的。
现在在大学任教的外国专家常常问我，中国学生为什么没有在课堂上记笔记的习惯。我觉得，我们现在的大学往往还脱离不了中学的模式。学生上课可以不做笔记就是一端，而且是一个很严重的弊端。教师上课，必须限于课本之内，而且还要教研室来统一讲解的内容。那末，还要教师做什么呢？难怪现在有些教师最害怕学生备有“教师手册”（Teacher's book），这会使教师束手无策。这样照本宣讲的教学，学生提不高，教师更提不高。
我们当时的大一英文课，没有语法，只有读本。此外，每星期做一次英文作文。阅读和写作就是大学英语的学习方法。读得愈多，写得愈多，进步就愈快。老师规定要查考英文字典。凡有不懂的地方，都是自己去解决，或查字典，或查语法，或查参考书。实在弄不懂，就向教师提问。所提问题，都有一定难度，否则，教师虽不会责备你连这也不懂，却会被同学瞧不起。总之，要自己解决学习上的问题，自己克服学习中的困难。于是，学生就会形成各具特色的自己的学习摸式（Pattern of Learning）。
二年级以上就不设单独的英文课了。而是通过英文来学习各门专业课。可以说，听的都是英文课，记的都是英文笔记，读的都是英文书，交的作业是英文报告，考试的时候用英文做答案。这就是把自己泡在英文之中。归根结蒂，就是多听、多说、多读、多写。只不过这不仅限于英文一课，而是推而广之，扩大到所有专业课上。
所以，英语教学法只对初学者有用（only for the beginners），至于高年级，只有读、写二字，或者只用一个英语字，就是exposure来使自己在各方面尽量多地接触英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