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朝阳
她的表情足够凄惨，她的年龄足够老，她的头发足够白，她的眼神足够可怜。一个乞丐所能做的一切她都做到了，但是她什么也没有得到。为什么？是因为我们缺乏同情心吗？
鲍曼在探讨“现代性与大屠杀”时指出，德国纳粹对犹太人的“最终解决”不是一次偶然事件。在犹太人步入奥斯维辛之前，已经有一个逐渐从思想上清理犹太人的历史过程。犹太人被认为是一个有天然缺陷的民族，他们无法获得基督徒的认同。在许多欧洲人心目中，犹太人不但是异族，而且是生意的强有力的竞争者(看看莎士比亚的夏洛克就知道了)。他们在语言的不断清洗中，被描述成跳蚤、细菌、害虫，直至变成“犹太病毒”，最后走上被屠杀的道路。
这是我们探讨穷人进入偏见的方法。我们社会过去的敌人是富人，富人被描述成社会的害虫，贫困的制造者，社会需要消灭的对象。在我们的电影、文学、日常生活中，富人是压迫者，他们缺乏人类应有的同情心，为了自己的私利可以肆意压榨穷人。最为关键的是，他们的形象和历史被概念化简单化了：他们是南霸天或者黄世仁，肥胖或者奸瘦，手执鞭子，戴着眼镜，拿着算盘，弯腰虾背，对那些比他们厉害的人露出诌媚巴结的笑。这就是标准的富人，他们的个人史不被追究，他们进入整个富人的历史之中，是作为一个整体的群像出现的，而且是一个不能救赎的群体。一个单个的富人无法挣脱历史赋予他的为富不仁的形象。这个时候，穷人是富人的对立面，不屈的反抗者。他们辛苦劳动，但是什么也得不到(杨白劳)，一年辛辛苦苦的成果全交给了地主、资本家。穷人的历史这个时候被个人化了，他们的历史被艺术丰满了，他们的故事在重述中曲折、传奇、形象、生动，充满了独特的细节，富有感染人心的力量。但是，现在我们看到，富人成为叙述的中心。我们通过电影、文学(大量的报告文学)、媒体不断宣传致富光荣的观念，富人的历史通过一系列艺术手段被详细地描述出来，富人的历史成为个人化的叙述主体，他们的历史被复杂化了。穷人的历史则遭遇概念化简单化。那些贫穷的人这个时候被描述成懒汉，缺乏追求新生活动力的保守者。他们贫穷是因为他们没有尽力，因此他们活该贫穷。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每个人贫穷的原因也是各不相同的，但是，这样的故事已经没有讲述者和读者。穷人已经成了没有文化、没有知识、没有能力的代名词，穷人又被装入一个贫穷的历史群像之中，个人努力变成徒劳的挣扎。同时，穷人在市民传说中还被描述成骗子，他们的残疾是假装的，他们家乡的水灾是骗人的，有好多乞丐早已经通过讨饭致富，他们家里冰箱电视什么都有。甚至，他们讨钱不要零钱。穷人就这样成为偏见的产物。谁会把钱轻易掏给一个乞丐？
他们成了社会的怪物，这成为拒绝施舍的借口。
越来越多的乞丐喜欢聚集在城市里，他们认为城市有更多机会。实际上，一个乞丐在城市里之所以能讨到东西，只是一种数学上的概率机会，也就是说，城市里人多——“他们从牙缝里掏出的东西也够你吃半天了。”这和多数人的同情心没有关系。一个人向一个乞丐施舍，有时候是一种表明自己具有同情心的姿态(最好有人看见这种表演)，甚至只是因为自己的两毛零钱在口袋里太让自己难受了。他甩出去两毛钱，换回来自己的同情心。
要证明自己是一个穷人的成本在上涨。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初，一个讨饭的乞丐不需要任何化装，他要做的就是在大城市的街道上肮脏着脸，露出半截残腿，对着来来往往的行人鸡叨米似地不断磕头(在金庸的小说中，他们应该被划入污衣帮)。但是，当个人的灾难能获得同情心，能获得稳定的经济收入，乞丐就有了演变为一种职业的可能。新的乞丐诞生了，他们使乞丐变成一种正当的职业，他们通过化装使自己免于被城市驱赶出境。
我知道对一个乞丐滥施同情是毫无必要甚至可笑的，我同时知道要感动一个人的良心正变得越来越困难。但这从来都不是穷人的错，现在也不是。
